非一味严酷。”
“昔年太祖制定《大明律》，亦曾言‘法贵简当，使人易晓’。”
“十恶之中，如谋反、谋叛，确属罪不容诛。”
“然，诸如大不敬一项，范畴过宽。”
“或因措辞不当，或因礼仪细微疏忽，便可能坠入此罪，轻则斩首，重则族诛。”
“如今大明，工商渐繁，报纸大兴，士民议论朝政之风，较以往更显。”
“朕要广开言路，察纳雅言，便不能因言罪人，动辄以大不敬相挟。”
“律法当明确，大不敬之核心，在于恶意诅咒君上、公然毁弃皇家象征、蓄意危害帝后，至于官员士庶平日议论政事得失、批评官吏，只要非捏造事实、恶意煽乱，便不当以此论罪。”
“可归于上书奏事犯讳、违反仪制等较轻条款处理。”
之前，大明内忧外患，某些人妄图用士林舆论来绑架朝廷，逼宫自己这个皇帝，朱由检不得不拿祖制生员不许议事为由，禁止生员议论朝廷。
但如今，大明已经稳定下来，一些相应的政策也该进行变革了。
正如后世一句话，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政策可以长久的执行下去，执政者能做的，唯有不断地进行革新。
“再者，株连。”
“一人犯罪，诛连三族、九族，乃至门生故旧。”
“此刑之酷，历朝皆有诟病。”
“朕以为，除谋反、谋叛主犯之直系亲属，确知其参与或受益者，可依法连坐外，其余远亲、不知情之族人、仆役，应予宽免，没官为奴已是极限。”
“至于门生、同僚，无确凿同谋证据者，更不应牵连。”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作为言官首领，对此感触颇深，他谨慎道：“陛下仁厚，天下共仰。”
“放宽言路，限制株连，确能收拢士民之心。”
“然……臣恐执法之吏，日后把握尺度不易。”
“或有奸猾之徒，借批评之名，行政击之实。”
“或有重罪者，因株连范围缩小而侥幸。”
朱由检直接回道：“所以律文要写清楚，细则要明白。”
“何为恶意，何为公然，何为确知参与，需有相对明确的界定。”
“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警察部需反复斟酌、形成判例，让诸司效法。”
“法司官吏若故意曲解、罗织罪名，则按枉法、故入人罪严惩不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