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天，国务院外事办的办公室里总飘着淡淡的茶叶香。顾从卿刚放下听筒，指尖还残留着老式电话的微凉触感，对面的秘书已经把整理好的文件推过来：“顾主任，这是香港回归后首份对外经贸合作清单，英国驻华使馆刚才来电话，想下周安排一次会谈。”
他翻开文件，纸页上密密麻麻列着合作项目，从金融到航运，字迹工整得像排好队的兵。“告诉他们，下周三上午十点，”顾从卿用红笔在日历上圈出日期，笔尖顿了顿，“会谈时把香港特区政府的代表也请上，毕竟现在是‘一国两制’，主场得让他们站中间。”
秘书刚走，门又被推开，进来的是港澳台事务司的老张，手里捏着份电报：“香江那边传来消息，英国驻港总领馆想办场纪念活动，说是‘回顾合作历程’，您看……”
“历程可以回顾，但得把‘回归’两个字嵌进去。”顾从卿端起搪瓷杯，热气模糊了镜片，“告诉他们，场地可以用，但致辞里必须加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框架下’，少一个字都不行。”他想起去年回归大典上，五星红旗在香江升起时的模样，那面红得晃眼的旗，是所有外事工作的底线。
这阵子办公室的气氛有些微妙。走廊里碰面时，老同事们打招呼的语气都带着点小心翼翼，偶尔有人压低声音问：“听说了吗？八月份可能有变动。”顾从卿从不接话，只是把桌上的文件理得更整齐些——不管怎么变，手里的事总得干利落。
下午去参加部里的会，议题绕不开“机构调整”。散会时，老部长拍着他的肩：“从卿啊，你在香港回归筹备组待了三年，情况熟，接下来不管到哪个岗位，把香江这摊事交接好。”他点头，口袋里的钢笔硌着肋骨，那是1984年签《中英联合声明》时，老领导送的，笔帽上的漆都磨掉了，却一直带着。
回家时，胡同里的槐花开得正盛。顾母在院子里晾刚画好的《牡丹图》，看见他回来，扬声喊：“留了碗绿豆汤，冰在井里呢。”玛丽莲正趴在石桌上临摹《千里江山图》，见他进来，举着画笔问：“顾叔叔，香港的海是不是像画里的青色？”
“比画里的还蓝。”顾从卿坐在她旁边，看着宣纸上蜿蜒的海岸线，忽然说，“去年回归那天，我站在维多利亚港边，看五星红旗升起来，风把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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