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体系变革应对预案》，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会议和文件，得想想十年后香港、澳门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才是‘战略’二字的分量。”
下午的党组会上，顾从卿指着投影幕上的《中长期外事工作规划》：“左边是原国务院外事办的职能清单，侧重具体事务执行；右边是咱们现在的职责，核心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比如涉及港澳的外事工作，过去可能是一事一协调，现在得站在国家整体战略里谋划——下个月的粤港澳大湾区外事协同会议，就要把‘一国两制’下的外事资源整合作为重点，让三地的优势拧成一股绳。”
散会后，顾从卿留在办公室，摩挲着案头那支用了十年的钢笔。笔帽上还刻着“外事为民”四个字，是当年在国务院外事办工作时老领导送的。他翻开新启用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写下“承前启后，守正创新”——机构名称变了，层级提升了，但守护国家利益、服务百姓需求的根，从来没变过。
窗外的玉兰花落了满地，顾从卿把明天要提交的《关于加强中央外事统筹协调能力的若干意见》放进公文包。他知道，从“国务院外事办”到“中央外办”，变的是职能范围和工作方式，不变的是一代代外事工作者“为国守门、为民服务”的初心，就像这初夏的阳光，无论照在旧办公室还是新窗棂，那份暖与亮，始终如一。
七月的北京雷雨频繁，顾从卿刚结束一场跨部门视频会议，窗外的雨珠正顺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标牌往下淌。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案头摊着两份文件：一份是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的《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峰会方案》，另一份是刚收到的美国驻华使馆照会，希望安排国务卿访华期间与香港商界代表会面。
“小李，”他对着内线电话说，“把香港参与APEC的方案转给商务部，让他们从贸易政策角度提意见，咱们重点审核‘中国香港’的表述是否规范。另外，给美国使馆回函，明确国务卿与香港商界的会面需纳入中美整体外交议程，由我方统筹安排——这是新机制下的规矩，不能含糊。”
放下电话，他翻开《中央外事工作规则》，在“港澳事务协调”章节的空白处批注：“需强化‘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外事权统一行使，避免碎片化。”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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