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工具”。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小儿子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支持系统的全面缺失形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二重压迫。
在顾宏的成长过程中，外部环境不断强化着家庭的错误认知。
学校老师表扬他“懂事”。
亲戚称赞他“孝顺”。
邻居议论“顾家幸亏有个争气的小儿子”。
就连顾母突发脑溢血住院，病床边，亲戚们都轮番上阵：“你妈这是操心你哥急出来的病。”、“你要是出国？你哥发病时谁送医院？”。
这些评价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顾宏牢牢固定在“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上。
当他试图挣脱时，“自私”“忘本”等道德指责便接踵而至，共同编织成密不透风的牢笼。
更残酷的是，这些舆论压力往往只针对顾宏这样的“健全者”，而对真正的残障者原身，人们反而报以宽容的沉默。
这种选择性施压暴露出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功利算计。
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位同样致命。
在一些发达国家，像原身这样的残障人士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托养服务和补助金生活，但在顾家所处的环境中，残障津贴尚不足以支付基本药物，社区帮扶停留在节日慰问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