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十一月，余怀真的书稿已经初具规模。前前后后几十万字，记录了从他初学医理到他隐居山中的所有经验。他把它分成三卷，上卷讲药性，中卷讲方剂，下卷是病例集与他对古籍的订正。
他还在下卷末尾附了一篇跋，写的是他在山里写下第一行字时的情形。
礼部的官员来问过他，书稿什么时候可以付梓。余怀真说还要再通读一遍。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稳，听不出急迫，也听不出懈怠。
礼部的官员没有催他，只是把年月记下，等他自己说可以了，再开始刻版。那天傍晚，余怀真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天色暗得很慢，云层边缘镶着一线尚未褪尽的橘红色光。他站在那里，像是终于把自己也稳稳地放进了这一卷尚未定稿的书中，只等它被翻开。
余怀真开始从头通读他的书稿。
他把那厚厚一摞纸从桌角搬到窗下的长案上，从上卷第一页开始，一字一句地看。
他看得很慢，有时候读一段，停下来想一想，又倒回去读一遍。他没有删改太多，只是在个别句子的边角添几个字，把一些不够清晰的表述换一种更稳妥的说法。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崂山学药时急于记下一切的人了，他知道一本医书最重要的不是言无不尽，而是意无偏离。
他一边翻动那些纸页，一边在用目光重新测量那些字句之间的缝隙，确保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方剂、每一味药性、每一段批注，都站得住脚。
腊月十二那天傍晚，他把最后一页看完，轻轻合上那摞纸。他没有起身，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台上那盆已经枯了大半的文竹。
书稿终于从头到尾通读完了。他不知道再过几十年会不会有人再从中挑出新的错漏，但至少在这一刻，他已经把自己能够确认的东西都稳稳地放进了纸页里。
他让礼部的人来取走书稿，说：“可以刻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