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逍喝了一口茶，发现茶水已经寡淡，随即将茶杯放下，点了一支‘逍遥牌’香烟。
王承恩赶忙吩咐随行的小太监，给云逍将茶水续上。
“陛下所虑，正是根本。”
云逍吐了一口烟，再次开口。
“‘资本’这头洪水猛兽，天性贪婪，无孔不入。一旦脱缰，便是亡国灭种的祸根！”
“要防止其在国内滋生祸乱，我们需要用缰绳，将其牢牢束缚住。”
“请国师明示！”孙传庭急切道，身为实干派，他太需要一套可操作的方略。
“自古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付资本，首先要掌控大义名分，掌其舆论喉舌。”
“我们要告诉天下人，经商逐利，可以，但必须将利，置于‘义’之下。”
何为‘义’？
也就是之前刘宗周撰写的《明伦百行德矩》中的商德。
于国，是完税纳粮、创造就业、巩固海疆。
于民，是提供货殖，便利民生，安定地方。
符合此‘义’的利，朝廷鼓励，赐你‘义商’牌匾，准你穿戴殊荣，见官不跪。
背离此‘义’，囤积居奇、盘剥小民、勾结官吏者，即为‘奸商’，要列入‘奸商录’，公示天下，人人唾弃！
云逍接着说道：“朝廷要主导教化，编纂《商政要略》，让商人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想。”
“更要掌控舆情，我们的《大明日报》，要颂扬义举，揭露奸恶。”
“要让‘义利之辨’深入人心，让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知道头顶悬着‘道义’的利剑。”
这是道德层面的约束。
当然了，对于贪婪的资本而言，光是道德约束，显然是远远不够。
并且容易出伪君子、假善人。
云逍又列出了具体的约束措施。
在后世，华.夏在这一点上，虽然曾经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但最终还是拨乱反正，将资本牢牢束缚在可控范围内的同时，同时也没有抑制工商发展。
因此云逍可以信手拈来。
“在律法层面，给商贾划定三条红线！”
“其一，不可干政！”
“商人不得结党，不得干预科举，不得官商勾结，不得涉足朝政。”
崇祯听到这里，不由得想到登基之初，所谓的‘众正盈朝’的局面。
正是代表商贾、士绅利益的官员，完全控制了朝堂。
若不是遇见叔父，即使没有建奴、李自成，大明一样难逃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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