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
这是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时，导师教他的一种特殊缝法。
是老教授年轻时在德国学的，说是能减少术后血栓的风险，但因为太费时间，后来没有推广开。
全世界会这样缝合的人不超过一百个，其中一半是他导师的学生。
那是他的签名。
手术结束后，梁文超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心跳得很快。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在给那些器官打上标记。
如果有一天，某个权贵死了，被做尸检，法医会发现那颗肾脏的缝合方式很特殊。
如果有人来问，如果有人来调查，只要找到梁文超，他就可以指证，这颗器官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客户是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还活着，而且有人愿意听他说。
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在那个地下室里，没有武器，没有同伴，没有逃跑的可能。
他只有这双手，只有这门手艺。
他把它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
从那以后，每一台他参与的手术，他都会留下“签名”。
不是所有供体都经过他的手，但那些级别高的、客户重要的，往往需要他这个“心胸外科专家”来把关。
南亚的人觉得他技术好、听话、不惹事，慢慢地给他更多的手术机会。
他们不知道，每多一台手术，他就多埋一颗雷。
两年零八个月，他数过，一共二十三台。
这些人现在还活着，身体里带着他的签名，像是埋进去的地雷。
只要条件合适，只要有人去引爆，这些雷就会炸。
梁文超把目光从纸上移开，看着窗外的夜色。
月亮很亮，照得外面的椰树影影绰绰。
远处的码头有灯光，隐约能看到岗哨上站着的人影。
他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
这张图在他脑子里存了快三年，现在画出来，是因为他决定把它交出去。
因为杨鸣做了一件事，一件让他确认“这个人可以托付”的事。
地下室的东西已经转给沈念了，名单也给了，梁文超对杨鸣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杨鸣完全可以做另一个选择。
把他交给南亚，至少能换一段时间的和平。
但杨鸣没有。
梁文超躺到床上，看着天花板。
杨鸣选择了留下他，选择了和南亚对着干，选择了承担后果。
这种人，值得他把最后的底牌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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