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说来，房俊才是我儒家之大敌啊。”
颜师古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战国乱世、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之大敌！”
孔颖达叹气，道：“对于水师、海商在海外番邦之所为，我也有所耳闻。在水师控制范围之内，虽然极力宣扬儒学，但所奉行乃是法家之政策，‘君子之义’不屑一顾，‘一诺千金’不被提倡，任何事项都要签订契书、予以约束，尔虞我诈被认作理所应当，诚实守信反倒容易吃亏上当……一切以律法之条文予以约束，说什么‘法无禁止皆可行’，简直离经叛道。”
颜师古一边将茶壶中的茶叶倒掉换了新的，一边摇头道：“倒也不能予以责怪，毕竟海外番邦皆化外蛮夷，跟他们说什么‘仁义礼智信’简直对牛弹琴，只能将其行为约束在条条框框之内，明确告知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重新将开水注入茶壶，沏茶入杯：“蛮夷畏威而不怀德，如此治理，无可厚非。”
真正的儒者从不会对蛮夷报以同情，他们口中喊着煌煌大义、以德报怨，实则唯我独尊、睚眦必报，在他们心里华夏文名至高无上，所有蛮夷都应俯首称臣、任凭驱策。
那些不能区别口号与核心之不同者，叫嚣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辈，假儒而已。
根本就不曾读懂儒家之典籍。
孔颖达颔首，道：“以法治理，无可厚非，但如论如何，与我儒家之思想相悖。”
“正是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儒家之思想在华夏大行其道，奉为圭臬，但用之番邦则水土不服，所以儒学必须有所改变，主动去顺应事态之发展，既不能骄傲自大，更不能故步自封。”
“如何改变呢？”
“以儒家之‘仁义礼智信’治人，以法家之‘法术势’治事，儒家糅合，取长补短。”
孔颖达蹙眉沉思，良久，方才叹息一声：“说什么取长补短？不过是‘儒皮法骨’而已。”
他对此并无异议。
但儒家思想之形成绝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之沉淀、积累，更需要时机之掌握，如今予以增补、变更，更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
所幸他们多得是世间。
只需在引导之下使得儒学踏上这样一条征程，自身强大的融合本性就会去形成严谨而周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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