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胜坐在办公室里，桌上摊着几份东南亚发行订单合同，涵盖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
三份合同的发行方均发来函，要求延期付款。泰国那家发行商更决绝，直接表示泰铢大幅贬值，按原美元价格结算无力支付，要么降价，要么取消合同。
徐德胜气得一拍桌子：“降个屁！合同白纸黑字写死美元结算，他付不起是他的事！”
赵铁柱则相对沉稳，当即给张红旗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张红旗只说了一句：“把能回的款全回了，回不来的先记着。东南亚的新单子，一律不接。”
赵铁柱挂了电话，看向徐德胜：“红旗说了，缩。”
徐德胜骂了一句脏话，却并未反对。跟了张红旗这么多年，他清楚，这人说“缩”的时候，那就是必须缩的时候。
十月底。
恒生指数跌破一万点，港币汇率在7.75至7.80的区间反复拉锯。
金管局再次入场，这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每一次干预都能稳住几天，可随后，跌势依旧延续。
金管局的弹药在不断消耗，而对手的筹码，却在持续加仓。
深夜，京城后海。
张红旗在书房里翻看文件，桌上摞了厚厚一叠，来自纽约、香港、东京各地的市场报告。窗外万籁俱寂，冬日的夜里，安静得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心跳。
突然，加密卫星电话响起。
张红旗瞥了一眼屏幕，显示是北京号码——不是傅奇，不是麦佳佳，也不是李建国。
这个号码，他只见过一次，那一次，是李波书记亲自打来的。
张红旗盯着屏幕，一秒、两秒、三秒……最终拿起听筒，沉声道：“我是张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