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原官场，有一场不成文的规则：在组织调查之前，如果能主动向组织坦白问题，组织上基本上会算作坦白自首；坦白自首后，若再写个辞职报告，把位置交出来，基本上就不再追究责任。这也是不少干部的最后一步，大不了就写辞职报告。
听到这话，杨伯涛脸上露出尴尬之色。他低头盯着手中的酒杯，手指无意识地在杯壁上划着圈圈。按照企业破产法，棉纺厂已经亏损到第四年，如果熬过今年，就亏损五年，从法律层面就可以进入破产程序。东原各地已有不少企业处在破产边缘，大多处于停产状态。持续亏损下去，明年就可以实施停产。像棉纺厂这样的大厂，若停产两年，政府根本承担不起这么庞大职工的工资支付，最后肯定还是要走破产这条路。到时候，自己就可以联合几个朋友，以极低的价格将棉纺厂变成私产。这如意算盘都打到一半了，却杀出一支纪检队伍，这是杨厂长无法接受的。想着上次审计就是沟通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换了财务科长，给分管副厂长一个行政记过处分，就把问题扛下来了。
“周会长，情况不一样啊。”杨伯涛抬起头，眼神中满是恳切，“我在棉纺厂工作一辈子，对棉纺厂有感情，而且棉纺厂刚刚购置了设备，明年就有可能起死回生。”
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这个时候让我下来，我倒不是贪图厂长这个位置，我是担心这3000职工该怎么办？3000职工背后是3000个家庭，还有不少厂里的职工是双职工、三代棉纺人。他们都是为东原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的，这要是企业停产，包袱不都甩给政府了？周会长，咱们可不能办这种事啊。”
如今，魏昌全兼任着农业局的党组副书记和农业开发总公司的一把手，也深感企业生存的压力很大。他放下手中的筷子，神色凝重地说道：“杨厂长都是自己人，别唱高调了，说什么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难道政府没给工资？我说句实话，但现在这事你找周会长意义不大吧？我觉得你应该找分管副市长臧登峰，把问题交给他，让他拿到市政府研究。杨厂长，3000人的大厂，经营上可不敢出问题，这要是出了问题，会引发社会性动荡的。市政府会想办法的。”
杨伯涛何尝不知道会引发社会性动荡？但是，动荡也是杨伯涛几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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