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认为我们做了笔亏本买卖，但看在你的面子和总统的决断上，海军部接受这个条件。”
在得到李长安的明确答复和金贝尔的最终首肯后，海军部和司法部终于开启了放行的绿灯。
数日后，洛杉矶港。
清晨的薄雾如同轻纱，笼罩着繁忙的码头。远洋客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巨大的船体在雾中若隐若现，汽笛声低沉而悠长，预示着即将开始的远航。
陈鼎轩的身影出现在码头上，他穿着深色的大衣，抵御着海边清晨的寒意。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四周，确认一切安全后，落在了正从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的一行人身上。
钱先生一家到了。
钱先生本人穿着合体的西装，外面罩着风衣，脸上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神情看似平静，但紧抿的嘴角和镜片后闪烁的目光，透露着他内心的激动与不平静。
他一手提着略显陈旧但保管完好的皮箱（里面据说装满了珍贵的手稿和书籍），另一只手紧紧握着身旁夫人的手。
钱夫人面容温婉，眼神中带着一丝历经磨难后的疲惫与即将获得新生的希冀。
他们的两个孩子，好奇地打量着巨大的轮船和嘈杂的码头，小手紧紧抓着父母的衣角。
在钱家不远处，还停着另一辆车。
一位身着深色便装、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者站在车旁，神情复杂地望着这边。
那是西奥多·冯·卡门博士，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世界公认的空气动力学权威，也是他当年极力推荐钱先生参与米军最高机密项目的人。
他的出现，代表了米国学术界一部分复杂的心声——既有对杰出弟子离去的不舍与惋惜，也夹杂着对当前局势的无奈，或许，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