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志远的口供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这个项目的具体操作，我当时只是定了个方向，细节全是苏明玉在跟进，她说她有办法处理……”
“那笔钱？哦，那是苏明玉申请的‘特殊市场费用’，报告写得很清楚，用途她负责，我信任她的能力就批了，具体怎么花的，她应该更清楚……”
“和那家公司的关联交易？最初是苏明玉做的尽职调查和估值模型，她非常看好，极力推荐，我基于对她的信任才拍板的……
现在看，当时的估值或许确实有些激进，但具体有没有问题，得问她当时是怎么核算的……”
“关于这个账户的异常资金往来……我不太清楚细节，财务部那边可能更了解，不过苏明玉当时负责对接这个客户，她或许知道一些内情……”
一口又一口或明或暗、或推卸责任或模糊焦点的“黑锅”，被蒙志远毫不留情地，接二连三地扣在了苏明玉头上。
蒙志远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或许失察、但绝无主观恶意”的领导者，而将苏明玉描绘成那个“具体执行、激进操作、可能从中牟利”的关键责任人。师徒情分？在自身安危面前，薄如纸，脆如冰。
有了蒙志远这位“前老板”的指认和引导，检察院对苏明玉的追查方向更加明确，证据链条的构建也陡然加速。
她躲藏的地点虽然隐秘，但在国家机器有目的的侦查下，尤其是在她心神大乱、可能留下蛛丝马迹的情况下，暴露只是时间问题。
第七天的傍晚，夕阳如血。苏明玉藏身的老旧小区楼道里，响起了沉稳而规律的敲门声，以及那句她最恐惧听到的、公式化的宣告：
“苏明玉，我们是市检察院的。你涉嫌多项经济犯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传，请开门配合调查。”
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在那一刻轰然崩塌。她甚至没有试图反抗或逃跑（那只会罪加一等），只是麻木地、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打开了门。
门外，是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执法人员，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可能是蹲守记者的相机快门声。
苏明玉被带下楼，押上那辆如今对众诚高管而言已不算陌生的公务车。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后退，苏城华灯初上，依旧是那个繁华的都市，但这一切，从此与她再无瓜葛。
车子驶向的方向，不是她熟悉的任何地方。那里有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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