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口径中，明确标注员工规模在‘五千人’以上。这是官方口径”。
李成微微颔首，示意他继续。
“然而”，夏禹话锋一转，“矛盾点在于其实际生产规模。唐姨为了拓展市场所调查的实地产能报告配合严州公开的工商信息。综合判断其位于严州郊区的核心加工厂，其设备配置、厂房面积、原材料吞吐量，满打满算，极限承载力也仅能支撑一千五百到两千名一线工人的饱和运转。这与其宣称的五千人规模，存在至少三倍的巨大缺口”。
他抛出了最核心的疑问，声音压得更低，“那么，问题来了：这多出来的三千人，在哪里？他们的工资、社保缴纳记录，是否与账面匹配？如果工厂规模不足以容纳，这些‘员工’又在为兴隆创造什么价值？或者...他们是否真实存在”？
李成的眉头彻底锁紧了。夏禹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环环相扣，将公开信息、实地观察和商业逻辑推理紧密结合，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这家公司的账面与实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刻意为之的“真空地带”。这已远非管理不善可以解释。
“你怀疑...账目造假？虚增人头”？李成的语气变得严肃，不再是闲聊的随意。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夏禹暗示的关键：人员数量可能是虚假的，或者被用于非生产性目的，而后者往往隐藏着更深的罪恶。
“不止于此”，夏禹迎上李成的目光，没有丝毫闪避，继续用他那种抽丝剥茧的方式推进，“还有资金流的异常。唐阿姨在竞争过程中，曾留意到兴隆的报价低得匪夷所思，完全违背成本规律。结合其‘庞大’的员工规模和实际有限的生产能力，其主营的建材贸易利润，理论上根本无法覆盖其宣称的庞大人力成本和管理费用。除非...”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让这个“除非”的潜台词在空气中发酵。
“除非什么”？李成追问，身体已经完全前倾，职业的警觉性被彻底调动起来。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提供的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一份指向性极强的、基于严密逻辑推演的可疑线索报告。
夏禹冷静的开口，“除非，它庞大的‘员工’队伍，并非用于建材生产；或者，它账面上支付的‘人力成本’，流向的根本不是工人。再或者，它主营的建材贸易本身，可能只是庞大资金流的一个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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