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情，“鸣哥在柬埔寨，仁川这边的事他不了解全貌。你打一个电话把情况说了，他能判断什么？他判断的依据是你蔡锋告诉他的东西，你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蔡锋知道刘志学在说什么。
信息源掌握着叙述权，你怎么描述一件事，决定了听的人怎么理解这件事。
刘志学担心的是蔡锋在电话里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失控的人，一个需要鸣哥介入来纠正的人。
在他们的体系里，鸣哥是最上面的那个人，如果他认为刘志学在韩国失控了，后果很严重。
“我说的都是事实。”蔡锋的声音没有升高，“哪件事不是事实你指出来。”
“事实没问题，问题是你选择在这个时候说。”刘志学站起来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比坐着更有压迫感，穿着黑色的西装，脸上的颧骨在窗户射进来的午后光线下投下两道阴影。
“记者的事我在处理，朴泰俊的事你在查，检察厅那边朴正浩在拖。每件事都在推进，没有哪件事到了需要鸣哥出来的地步。你在这个时候打那个电话，传递给鸣哥的信号是，我刘志学扛不住了，你蔡锋去求救！”
“你觉得我是在求救？”
“你不是吗？”
蔡锋没有马上接话。
他端起自己的咖啡喝了一口，放下来，用拇指在杯沿上蹭了一下。
“阿志，我再说一遍。”他的声音慢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打那个电话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扛不住，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的后果你一个人扛不起来。我也扛不起来。这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体量的问题。”
“体量？”刘志学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这些事加在一起，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崩了，牵出来的不是你和我，是鸣哥在韩国投的三亿美金和几年时间。你觉得这件事不需要让他知道？”
刘志学看着蔡锋。
蔡锋坐在那里，没有站起来，也没有提高声音，他就是那样坐着，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姿态松弛，但眼睛里的东西很硬。
蔡锋是一个很难被激怒的人。
刘志学跟他搭档这几年，见过他处理各种压力，钱的压力、人的压力、刘志学做了某些事之后需要他来擦屁股的压力，他从来不吼，从来不拍桌子，从来不说“你怎么能这样做”。
他只会很平地把话说出来，一条一条，逻辑清楚，不带情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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