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江城的街道上还带着几分清晨的寒凉，路边的梧桐树刚抽出嫩芽，沾着晶莹的露水，偶尔有穿着中山装、扛着锄头的工人匆匆走过，嘴里哼着激昂的革命歌曲，空气中弥漫着七十年代特有的质朴与奋进的气息。宋书意和季听已经收拾妥当，两人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齐利落，脸上带着几分紧张，又藏着几分期待——今天，他们要和上海来的商人签订合作协议，这是他们的针线活生意，第一次走出江城，迈向更远的上海，也是他们在异乡打拼路上，最关键的一步。
昨天晚上，两人忙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核对合作协议的草案。这份草案是上海商人提前寄来的，用的是泛黄的牛皮纸，字迹工整有力，条款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有些专业术语，宋书意和季听看不太懂，就特意找了批发市场里一位读过书、做过生意的老商贩帮忙讲解，直到把每一条条款都弄明白，确认没有问题，才敢放下心来。季听还特意把家里寄来的一枚小小的私章找了出来，这枚私章是他在部队的时候，一位老班长帮他刻的，刻着“季听”两个字，虽然不算精致，却是他唯一能证明身份的印记；宋书意则把自己绣的一个小巧的荷包放在口袋里，那是她特意绣的，上面绣着“诚信”两个字，既是给自己打气，也是想告诉上海商人，他们做生意，最讲诚信。
两人提前半小时，就赶到了和上海商人约定好的地方——江城供销社的接待室。七十年代初，私人做生意还带着几分谨慎，不像后来那样自由，重要的合作会面，大多会选在供销社这样的国营单位，既显得正式，也能让人多一份放心。接待室不大，摆着两张长方形的木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标语，墙角放着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处处都透着七十年代的时代印记。
宋书意和季听找了个靠里的位置坐下，季听把装着协议草案、私章和样品的布包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护着，生怕出一点差错；宋书意则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眼神时不时看向门口，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手心都冒出了汗。“书意，别紧张。”季听察觉到她的紧张，轻轻握住她的手，语气温柔而坚定，“咱们的针线活品质过关，样式新颖，又讲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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