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握话筒的手也紧了一下。
江诚继续往下说：“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从大城市来的，在这里支教。她本来可以有大好的前途，但她选择了这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这里需要我。’”
“她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改变这个世界。哪怕只是让一个孩子多认一个字，这个世界就会好一点点。”
他深吸一口气。
“我捐这所学校，不是因为我多伟大。是因为我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把自己的一辈子搭在这里，一个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搭在这里。他们让我觉得，我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如果连这点事都不做，那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意义？”
操场上安静极了。
摄像机还在录，红灯还亮着，但没有人说话。
陈局长站在旁边，摘下眼镜擦了又擦。
省里的几个人站在后面，表情复杂。
他们见过太多企业家做慈善。
开发布会、请媒体、拍照片、发通稿。
捐一百万，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
但眼前这个年轻人，捐了百所希望小学，一通投入下来好几个亿，如果不是记者找上门，他根本不会出现在镜头前。
省里来的那个穿深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是教育厅的一位副处长。
他来之前，领导交代：“好好宣传一下这个项目，年底好写总结。”
他也带着任务来的，准备了很多问题，准备了很多套路。
但现在，他忽然觉得自己那些要追问江诚问题很可笑。
张了张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站在后面，安静地听
记者又问：“江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位老师，他们今天在现场吗？”
“在。”江诚说。
“郑校长，黄老师过来一下。”江诚喊了一声。
郑秋愣了一下，立马拉着一旁的黄钰琪走了过去。
走到近前，看到摄像机，看到省台的记者，两人的表情变得有些紧张。
“郑校长，”记者把话筒递过去，“江先生说，您在这所学校待了二十多年。您能跟我们说说，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吗？”
郑秋看着话筒，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我在这长大，从这走出去，又回来。这学校什么样，我比谁都清楚。漏雨、漏风、没暖气、没食堂。孩子们冬天冻得直哆嗦，夏天热得一身痱子。我看着心疼，但我没办法。我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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