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听过同样歌谣，那就不是草芥了。而是血潮！
等等，宣冲嘀咕了一下：“我好像找到了什么线头。从黄巢到李自成，‘谣’的源头发生了变化，从世家变成寒门；社会传播介质也发生了改变，从无知孩童无意识行为变成农夫市民按照自己利益倾向来有选择地扩音。”
这是从思想禁锢的前夜到近代的线头。
宣冲在系统预留书签页码上写上了“马赛曲”三个字，即军队通过了军歌，从王国贵族，教廷手中夺去了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军队的流动性使得传播效率一下子胜过旧势力。
站在历史旁观者角度来看，这就是传统农奴起义突然变得近代化的“特征”之一。
当然宣冲想了想，现在还是得把自己的野心给收一收。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们缺乏历史经验，在近代让军队唱歌，唱着唱着，自身共鸣起来，进而共鸣者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但是在东方？可是有充分经验的。
…系统已经隐了…
在东方，军将们若是试图开始掌握舆权，那就是纵容“妄悖之言”传播。
东方治理体系对此事相当警惕。对这类行为统统归纳为“僭越”。
先秦时期“大楚兴，陈胜王”让后世各朝各代对行伍中乱唱是明令禁止。哪怕再正确的传唱，都会引起统治者们忌惮，岳飞的《满江红》内容足够忠诚，还是触碰了老赵家祖传对武将的忌惮心，最终遭遇风波亭。
宋之后，中华武将是绝对不能做出脱离“皇帝最高指示精神”之外的抒志文学作品。
武飞敢肯定，一旦自己敢把“军歌”这种先进的东西放出来。那立刻就会被大爻朝廷上的大人们认为“其心有异”。
对于武飞来说，在历史工具箱中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利器”，但是不能用，不由开始抓耳挠腮。
如果让商队来唱呢？武飞再度摇了摇头，且不说未来商人掌握舆权的后果，单单是现在商人那儿，对于“唱”这种活动是非常抵触的。以“唱”为职业的戏子，是比乞丐还不如的下九流。
良家子弟的孩子若是说自己想要唱戏，会被父母长辈打断腿的。
武飞抬头看了看天空，自己所面对的东方王朝，有着一整套完善稳定的控制体系。想要打破这个体系，需要漫长历史逐步演变，绝非一两个聪明人能戳破的。
大型国家的文化惯性太过缜密，除非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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