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响了。
不是他的对讲机，是马振东的。马振东站在他身后大概两米的地方，手里拿着一个和秦渊一模一样的对讲机。对讲机里传出来一个声音，不是中文，不是英语，是某一种在这个区域里被使用的、作为通用语言的语言。那个声音说了几句话，很短，大概五秒钟。马振东听完之后，把对讲机从耳边拿开，看着秦渊。
马振东说：“大部队已经出发了。他们在路上。一切正常。”
秦渊点了点头。
然后他说：“走。”
不是“出发”，不是“开始”，不是“行动”。是“走”。一个字，像一根针掉在了玻璃板上，清脆，简短，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
所有人同时迈出了左脚。不是整齐划一的、像阅兵一样的迈步，是自然的、本能的、像一个人在走路时自然而然会迈出的那一步。但六十二个人同时迈出左脚的时候，靴底同时落在冻土上，发出的声音不是六十三个声音，是一个声音。那一个声音很大，大到营地对面那个国家的哨兵从帐篷里探出头来看了看。
秦渊走在最前面。他的步伐和平时一样，不快不慢，每一步之间的距离一样。他的背很直，但不是那种刻板的、僵硬的、像被人用木板夹过的直，是那种自然的、流畅的、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的直。他的头微微低着，眼睛看着前面——不是看着地面，是看着前面的针叶林。
针叶林在他的前方，墨绿色的，沉默的，像一道墙。他知道墙后面是什么，不是因为他看得到，是因为他记得。他记得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切——针叶林的走向、沼泽的分布、丘陵的高度、河流的宽度。他记得所有的细节，不是因为他有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是因为他在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需要它们。所以他把它们记住了，像一个人在往一个瓶子里灌水，把瓶子灌满了，拧上盖子，放在架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