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对于来自正义子弹的惧怕！”
‘蒲公英’同志闻言，哈哈大笑。
这段话是我党某外围组织的一份文件，此文件被公共租界的巡捕缴获，上面对于小程总这段颇有趣的描述，一时之间被广为传颂。
笑着，笑着，王钧叹口气，“‘火苗’同志，辛苦了。”
程千帆微微一笑，却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组织上得到情报，日军准备对包括青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等等抗日武装所领导的游击区进行大范围的扫荡。”王钧说道。
“需要我做些什么？”程千帆表情严肃说道。
“这些分布在乡村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队是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是上海市的抗日火种，必须保存下来，绝对不能让日寇的如意算盘成功。”王钧正色说道。
……
卢沟桥事变后，教员同志派遣正在抗大学习且即将毕业的张舟同志，带领吴戈阳、余大治、彭栋才等红色军队优秀干部经西安、南京抵达上海，准备在日军占领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在一年多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炮火中，设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敏锐的注意到在上海郊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问题。
省委及时成立了上海军事运动委员会。
张舟同志任军委书记，吴戈阳、余大治、彭栋才、曾华河等同志为委员。
在去年的九十月份，在日军疯狂进攻上海的时候，红党江苏省委军委在上海举办三期军事训练班，约三十多人参加，主要学习如何组织游击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上海沦陷后的敌后抗日斗争提前做准备。
……
在一次讨论中，学员们向张舟同志提问：“同志，你刚才讲的都是红色时期在农村山地打游击的经验，现在上海周围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该怎么打游击？”
张舟同志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他经过了缜密思考和调研后，并且和吴戈阳同志探讨之后得出判断：
上海周边广大农村地区村镇稠密，人口众多，日军绝不可能全部占领，而是只能控制城市及某些重镇和主要交通线。
如此，大家可以在有条件的村庄秘密组织游击队，白天分散在各村，晚上集中起来打游击，等到队伍发展壮大了，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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