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来讲，也无可厚非。
罗浩沉默地蹲在许老板身边，晚风带来一丝凉意，也吹散了许老板话语里那点几乎难以察觉的、被岁月打磨过的锐利与唏嘘。
他隐约知道那段往事。
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正是腹腔镜技术在国内艰难起步、争议巨大的年代。
柴老板，那时候已是国内普外科的泰山北斗之一，站在学术与伦理的前沿，对腹腔镜这种隔著肚皮做手术的新生事物，抱持著近乎本能的审慎与批判。
那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一种源于巨大责任感的警惕。
那时候，一套进口的腹腔镜设备动辄几十、上百万，是许多市级医院全年甚至数年的设备预算。
昂贵的耗材，不菲的培训成本，以及早期技术不成熟带来的、高于开放手术的学习曲线和潜在风险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无数老百姓还挣扎在看得起病边缘的年代。
将宝贵的资源与希望押注在这种华而不实的技术上，在柴老板等一批老专家眼中，不仅是奢侈，更可能是一种对更广大基础医疗需求的背离。
他们见过太多因贫穷而延误的病情，太多因缺医少药而酿成的悲剧。
那一代人也不是冥顽不灵，他们的信条是一用最可靠、最经典、也往往是相对最经济的方法，解决最广泛人群最迫切的疾病。
大开腹，直观，彻底，是经过战火与匮乏年代检验的硬功夫。
他们认为，外科的根本在于对手下组织解剖的了然于胸，在于直视下精准的切除与重建，在于对病人全身状况的整体把握。
腹腔镜那方寸屏幕、那隔著长长器械的间接触感，在当时的他们看来，无异于隔靴搔痒，甚至是对外科医生手感和临场决断这种核心能力的阉割。
许老板，那时正是年轻气盛、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与野心的年纪。
他看到了腹腔镜在创伤小、恢复快上的巨大潜力，看到了未来微创外科的星星之火。
在学术会议上激烈争论过，在私下交流中竭力推广过。而在柴老板那里，他碰了壁，而且是坚硬的、带著理想主义光芒与现实沉重关怀的壁。
「柴老板那时候脾气火爆，还隔著桌子用病历夹子砸我来著。」许老板说得轻松，甚至带点笑意，但罗浩能想像当年那话语的分量。
那时候，经济是横亘在所有理想与技术面前的巨大鸿沟。
很多理念不是不对，而是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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