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出事消息的钱大姐心如乱麻。
她是个老地下，自然不会寄希望于被捕的同志不会招供——招供并不意味着投降和叛变，因为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人的本能是大于信仰和意志的。
虽然双方联手的真实目的并未透漏给被捕的同志，可一旦被日本人获知双方即将联手的情报，日本人必然会警觉，到时候安平的局恐怕难以布置了。
“重文同志，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袁农也有些失措，他一直强调军统信不过，但没想到的是还没有对接，自己这边的同志就出了问题。
钱大姐思索许久后，做出决定：“我们先见一见军统吧。”
“那这件事……”袁农一咬牙：“我们索性不提吧，我相信宇哲同志的信仰和意志。”
钱大姐摇了摇头：“袁农同志，我们合作的基础是坦诚和平等，既然出了事就要说明，该补救就补救，该承担的代价就承担——我们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
钱大姐说的斩钉截铁，袁农老脸一红，吱唔的道：“重文同志，我主要是怕军统那边借题发挥。”
“要合作的事是他们的主意，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联合失败，那这样的联合不要也罢！”
袁农听后不由惭愧道：“重文同志，您说得对，是我过于自我了。”
钱大姐摆摆手，并没有怪罪袁农。
国共是因为抗战而重新联合到一起的，但在此之前的岁月中，双方之间刻骨铭心的仇恨实在是太多太深了。
自27年的南昌起义至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十年时间中，生死相搏的正面战场上、云橘波诡的情报战场上，流了太多太多的血。
放不下仇恨的人很多，但放不下归放不下，可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不能因为这个仇恨而被影响——这也是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接二连三的挑起冲突，我党最后都选择了以战促和的原因。
她能接受袁农的偏见，但只要以国事为重，不会因为偏见而影响到接下来的合作，她都可以接受。
这也是她将袁农带在身边的原因。
事实证明袁农同志虽然对国民党充满了警惕和偏见，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偏见和警惕而误过事。
用张安平的话说：面对着一个动不动就背后捅刀子的盟友，咱们必须要有像袁农这种对“隔壁”充满警惕的同志。
下午三点，钱大姐带着袁农和另一名S委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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