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们的亲属也必须承担起基本的照顾责任，并可以从教区那里获得酬劳。
而每到逢年过节，又或者是碰上当地乡绅捐款做功德的时候，教区还会向穷人发放诸如食物、衣服、燃料、洗涤用品等生活必需品。运气好的话，有时还会领到一些钱。财大气粗的教区甚至会发放维修房屋的材料和工匠的工资等等。
虽然在这些济贫事务当中，经常会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穷人数量的不同出现较大差异。但是至少在《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至今的200多年中，这项法案确实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救济贫困、减轻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在这200年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济贫法》还通过了数次修正案，以提升社会赈济效果。
而辉格党之所以打算对《伊丽莎白济贫法》动刀，主要是由于1795年通过的《斯皮哈姆兰法令》。
当时，根据伯克郡的18位法官的调查研究，他们认为应当根据面包价格和家庭规模来给予穷人救济，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从而保证穷人可以得到一个最低收入来养活整个家庭。
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他们决定把救济金与食品价格通胀指数挂钩。
根据法官们的计算，假设1加仑面包价格为1先令时，一个贫困的人每周需要3先令收入才能满足自身需求。
而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家庭每增加一人，则每周的收入需增加1先令6便士。当面包的价格在1先令之上每上涨1便士，他每周就需要多支出3便士，每位家庭成员则需要多支出1便士。
如果他的工资水平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教区应该在救济金中替他补足。
作为一项提倡社会公平的财富再分配计划，《斯皮哈姆兰法令》的提出无疑是成功的，许多原本按照标准无法领取救济金的穷人也因此得到了社会救济，并得以借此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来说，《斯皮哈姆兰法令》的通过无疑是灾难性的。
由于物价的逐年上涨，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工资补贴’也狂飙突进。仅在1817到1832年间，全国济贫支出便猛增23%，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更糟糕的是，由于工人的工资差额会由政府补足，所以许多劳动密集产业的工厂主会刻意压低工资价格，因为哪怕他们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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