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
但是你要想在十九世纪成为俄国的‘素王’，那可是大逆不道的。
因为，沙皇之于东正教，就如同奥斯曼苏丹之于伊斯兰教。
根据彼得大帝1721年颁布的《宗教章程》规定：东正教牧首制正式废除，并建立隶属于参政院的、与其它各委员会平行的宗教委员会，并由沙皇本人出任“最高牧首”。
而且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借由《宗教章程》，历代沙皇不仅认为自己是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大牧首，还觉得自己是整个东正教世界的统治者和精神领袖。
而这，也是沙皇几个世纪以来偏要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过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按照沙皇的设想，他的首都既不应该设在莫斯科，也不应该设在彼得堡，而是应该设立在东正教世界的心脏——君士坦丁堡，身为‘第三罗马’的凯撒，除了取得黑海入海口以外，他们还一直很想恢复罗马帝国。
当然了，俄国人的这个想法，不论是对于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德意志人，甚至是英国人，都属于精神侮辱，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赞同的。
你成罗马继承者了，那我们难道自认蛮子吗？
去你妈的。
亚瑟开口道：“怎么？叶尔莫罗夫将军对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有什么看法吗？”
普希金回道：“他对卡拉姆津的书不太满意。尤其是卡拉姆津关于基辅罗斯被灭国的看法，卡拉姆津觉得基辅罗斯被灭国是由于集中权力不够，在基辅罗斯的200多年时间里，各位大公都没能实现集权和统一，导致贵族之间各不相让、骨肉相残，所以把国家力量白白地消耗掉，这才导致了它的毁灭。把这种逻辑再往下推，就得出了蒙古征服对俄国来说是“祸福相倚”的说法，蒙古的征服带来了毁灭、死亡和奴役，这是“祸”。同时，也迫使俄国走上一条集中权力和统一国家的道路，这是“福”。叶尔莫罗夫将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
撇开祸福不论，至少亚瑟当年看这段的时候，觉得至少卡拉姆津的逻辑是顺畅。而且他也不乐意陷入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他是来做文化参赞的，又不是来研究社会科学的。
普希金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这种问题发表看法，谁知道会不会拨动他的神经呢。
亚瑟问道：“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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