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而不是为国家。”
其实，上院阁下的意见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墨尔本子爵和达拉莫伯爵这种财产丰厚的政治人物确实很少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当然了，帕麦斯顿子爵和戈德里奇子爵这种物质欲望强烈的家伙那就另当别论了。
毕竟哪怕是在贵族之间，也是有着贫富差距的。
在不列颠，那些贵族破落户与达拉莫伯爵这种贵族富翁的差距，其实比贵族破落户与乞丐之间的差距还要悬殊。
而贵族富翁与贵族富翁之间的政见差别，那简直就像是阿加雷斯与巴尔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墨尔本子爵虽然是辉格党的领袖，他作为一个改革党派的领袖上台执政，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保守主义者。
他并不喜欢《议会改革法案》，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最后只是把《改革法案》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邪恶”接受下来。但讽刺的是，《改革法案》却又是辉格党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
他多疑的性格使他难以相信任何形式的改革，他总是认为事物保持原状就是最好的。或者，不能说是最好的，但保持原状总是不坏。
教育不过是徒劳无功之事，对穷人进行教育更是绝对危险的。
工人的孩子？
哎呀，你还是行行好随他们去吧！
自由贸易是骗局，选举投票是扯淡。
至于民主？
没有这种东西的。
但尽管如此，墨尔本子爵还算不上是一个19世纪的反动分子。
如果你硬要说，那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在墨尔本子爵看来，政府的全部责任是“防止犯罪，保护契约”。
作为政府的领袖，真正能够指望做的，只不过是维持下去。
当然了，虽然他的政见颇有些和稀泥的味道，但仅就和稀泥而言，他本人做得颇为出色。
虽然他不喜欢改革，但如果党内一定要通过，为了避免党内的大规模冲突和分裂，他会不断地妥协。
伴随着思想上的摇摆和矛盾，外加颇具亲和力的社交本领和轻松自如的用人本事，他漫不经心地处理朝中事务，甚至能让帕麦斯顿这种性格强势的同僚，最终也会在他的调解下达到平衡点。
当许多政府要员前来汇报工作时，经常能发现他坐在一张凌乱的床上，周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和文件。又或者，发现他正在梳妆间里表情茫然地刮胡子。
许多人刚开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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