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回到威特菲尔德街七号五楼的租屋时，已是午夜两点。
破旧的楼道里依旧狭窄得像一条缝，墙皮剥落，木板松动，隔壁奶酪仓库的酸腐味顺着窗户钻进来，煽得空气都发黏。往常刘易斯一闻到这味道就头疼、想吐、想骂娘，恨不得拿上火把将奶酪仓库烧个干净。
但今晚，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仿佛这臭味并不是臭味，而是一种……一种贫穷的象征，在刘易斯三十年的人生中，他竟第一次觉得，这种象征正离自己越来越远。
按理说，这个时间，他本该在格林酒店那间预订好的套房里呼呼大睡，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住一镑一晚的奢华房间，床单是熨过的，壁炉是亮堂堂的，洗澡水是热的，服务生还会在你的脚边铺一块脚垫……
那简直就是人生的最高待遇。
对于他这种平时连啤酒钱都要算计的一便士记者来说，更是奢侈得像骗局。
但他偏偏没住。
他坚持回家。
不是因为节俭，也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另外一个理由——他睡觉认床。
如果今晚睡在酒店，他明天一准睡过头，或者迷迷糊糊陷在羽毛枕头里不想起。
可明天早上，他要去一个地方，一个能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地方——白厅街4号，苏格兰场。
他要去拜会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那位愿意记下他住址、把名片递给他、动动手指就能让所有骇人听闻的案件送到他手里的大人物。
因此，即便刘易斯醉到眼睛都快睁不开，但他却依然像是个害怕耽误考试的穷学生，坚持要回自己这间床板硌腰、枕头发霉的破租屋，好让明天早上的闹钟（其实是六点钟楼下那几辆拉奶酪大车的铁铃声）把他准时叫醒。
为了回家，他硬是在科文特花园，从那群刚刚看完戏准备回家的绅士淑女们手里，花高价抢下了一辆出租马车。
“威特菲尔德街……七号……五楼！”
他醉得舌头打卷，车夫也嫌他身上酒味大，委婉的拒绝说：“抱歉，先生，但是我看见是那边那位先生先招的手。”
刘易斯甩出两先令。
又甩出两先令。
又掏出最后的半先令。
车夫立刻闭嘴，把他扶上了车。
高昂的打车费砸得刘易斯心在滴血。
为了支付这趟车费，他今天下午刚写进小账本的“去摄政街买一条新领巾”、“去杰明街淘换一只二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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