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便同样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自治，那么我们就应该诚实地承认：我们否定的不是某个民族的能力，而是否定自由的普遍性。
倘若我们因对加拿大人的蔑视而拒绝给予自治权，那么我们所否定的便不是他们的资质，而是自由本身的适用范围。仿佛自由只属于少数幸运儿，而不是属于帝国中的每一名臣民。
在这样的危险关头，我们愈发需要一个能够看见制度弊端，并愿意以理性与同情心修补裂缝的人。回望近年来的殖民治理，少有人能像达拉莫伯爵那样，既洞悉帝国利益与殖民地民意之间的差距，又愿意越过传统官僚的惰性，尝试以新的政策化解冲突。
他并非完人，然在当下的荒谬局面中，他的失势恰恰暴露了政府自身的短视与迟钝。一个敢于直言指摘制度缺陷的优秀政治家，却被斥退得比那些制造缺陷的人更快。
加拿大的动荡之所以会发展到今日这一地步，并非仅仅因为殖民地政府中布满蛀虫，还因为伦敦在最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令人羞愧的怯懦与混乱。墨尔本内阁在加拿大问题上所展现的，不是统治的智慧，而是惧怕责任的心态。他们在维护宪政原则与迎合殖民地少数利益集团之间踌躇不前，结果两边皆不能安抚，只留下制度的废墟与人民的愤怒。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重申《威斯敏斯特评论》一贯的观点与立场。应当不会有人认为本刊曾经流露过哪怕一丝对内阁的敌意、不愿公正待之或拒绝与辉格党结盟的倾向。在不违背我们事业与贬损品格的前提下，我们已竭尽所能向内阁靠拢，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以求协作。
我们所求不过是为英国的自身利益服务。只要他们愿意继续执政，作为支持他们留任的回报，我们要求的不过是通过《无记名投票法案》。而内阁却恰好选在此刻，前所未有地公开表示了其对无记名投票的敌意。
因此，我们的支持必须在此划下界限！
因为这绝非孤立事件，这不仅是内阁在某项政策上的退缩，更是一种政策转变的征兆。
在激进派看来，近期辉格党大选惨败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除非给选民提供无记名投票这把保护伞，或是给予他们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否则他们不会继续忍受牺牲与苦难，英国人民不会仅仅因为讨厌保守党便愿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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