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茶杯，笑得合不拢嘴：「你这样就很好。放心吧，亚瑟爵士不是那种看衣服下菜碟的人。我第一次见亚瑟爵士的时候，比你紧张得多，但聊了几句后就发现，他其实也没有传言中那样生冷、孤傲、不近人情。在见过他本人之后，我甚至觉得爸爸之前对他的批评，有许多言过其实的地方。」
布朗夫人闻言立刻明白了库茨小姐说的是什么事。
1832年议会改革暴乱后，库茨小姐的父亲，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立刻在下院提出了对内务部的质询，其矛头直指在伦敦塔下令警队开枪的苏格兰场助理警监亚瑟·黑斯廷斯，痛骂亚瑟是「血腥的伦敦塔刽子手」，其行为「令杰里米·边沁死不瞑目」、「令功利主义蒙羞」。
只不过，由于许多人并不知道此黑斯廷斯即为彼黑斯廷斯，而威廉四世、两党高层甚至是激进派的领袖布鲁厄姆等人又都不愿意继续在此事上深究，所以对亚瑟的攻击很快就揭了过去。
而伦敦塔事件也随著亚瑟本人的盖棺定论，被定性为了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必然、发展的阵痛、暂时的困难、无奈的抉择、必要的牺牲。
总而言之，让这小子蒙混过关了。
随著时间的堆积，大众的记忆很快就被冲淡了，亚瑟的社会舆论在弗洛拉事件后迎来惊天大反转，甚至库茨小姐的父亲伯德特爵士也在1841年大选后改变了他对亚瑟的批评立场。
这位1796年进入下院的激进派标志性人物，在45年后首次改变政治立场。
虽然伯德特在脱离辉格党后并未加入保守阵营，而是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继续在下院参与政治，但他在政治立场上已经无限趋近于罗伯特·皮尔改革后的保守党了。
而在1840年与1841年的多次宪章派起义与骚动爆发后，伯德特虽然对宪章派抱有同情态度，但与此同时，他也发文反思自己曾对辉格党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并为自己多年来对警务部门的敌视态度做了检讨，承认了英国警务系统为维护国家稳定作出的杰出贡献。
伯德特如此坦然的认错，固然是因为他对辉格路线已经彻底失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或许也是因为他的女儿在遭遇跟踪狂时，切切实实得受到了亚瑟治下苏格兰场的保护。
尽管他年轻时曾经被托利政府关了两次监狱，一次是在马夏尔西监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