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吃尽苦头，并因此丢失了大片领土，倘若泛斯拉夫主义再搞起来，那整个巴尔干地区还要不要了？
就算尼古拉一世可以公开宣称俄国无意干涉他国内政，但先不论奥地利和奥斯曼信不信，一旦泛斯拉夫主义泛滥，俄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足够沙皇喝一壶的。
实际上，有一件事，乌瓦罗夫一直没有告诉亚瑟。
那就是在尼古拉一世启程赴英前，泛斯拉夫主义的主要提出者、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波戈金刚刚给沙皇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波戈金直言不讳道：「作为俄罗斯人，我们必须夺取君士坦丁堡以保障国土安全。作为欧洲人，我们必须驱逐奥斯曼土耳其人。作为斯拉夫人，我们必须解放几百万同宗同族、同一信仰的兄弟、施教者和施恩人。作为东正教徒，我们必须让十字架重新回到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之上。我们对此再无话说，因为这是我们身为俄罗斯人、斯拉夫人、欧洲人和基督徒的使命和职责！」
乌瓦罗夫从一开始就清楚民族主义的「双刃剑」属性，为了抵御西欧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袭，就必须要极力宣扬斯拉夫民族的优越性，在公共教育中激发国民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也会使得他们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倘若无法达到要求，那就无法完成证明「东正教、斯拉夫民族和专制制度」的优越性，这套理论自然也就破产了。
但是，如果真的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去做，俄国政府开始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独立运动，则必将疏离与奥地利的亲密关系，引发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并由此破坏与英国的良好合作，使得俄国形成事实上的外交孤立。
正因如此，从乌瓦罗夫提出三原则开始，俄国外交部就一直是「官方国民性」最坚定的反对者。
俄国外交大臣卡尔·涅谢尔罗迭不止一次警告尼古拉一世「推行民族主义政策是极度危险的」，并反对将外交政策建立在民族情感之上。
作为对外交部的反击，斯拉夫主义者则声称涅谢尔罗迭之所以反对民族主义政策，完全是因为他本人并非斯拉夫人，而是日耳曼人。甚至于，他还不是土生土长的俄国日耳曼人，而是生于葡萄牙里斯本，信奉新教，在柏林读中学，直到16岁才加入俄国海军服务的日耳曼人。
尽管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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