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疏，则主要是说执政大臣应当惕惧天变，苗太后对此则专门下诏安抚宰执们，称宰执们都是股肱之臣，应当协同德行，互相匡正，以补救太后和皇帝考虑不周的地方。
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进言认为雨灾是阴气侵凌阳气的灾咎，苗太后并未给他任何处分，只是亲自前去举行祈天仪式。
而针对这场大雨，早有准备的欧阳修随后上疏，称这是国朝积弊过多，以至于民生困苦，因此要更易法度，以顺天时。
两制官员亦有言，以《洪范》「狂，恒雨若」为据，称阴阳失和、政事有阙。
继而士林议论纷起，或谓天变示警，当修德以禳之；或谓积弊招灾，当更法以应之。
两论相持，莫能相下。
国子监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学府，对此也在监内组织了讨论。
判国子监张载以为，《洪范》庶征之本义在警人君修德，非谓一切灾咎皆归咎于政事，汉儒推演过甚，遂使天变之论沦为攻讦之器。
国子监直讲程颢则引《春秋》之义，谓圣人书灾不书祥，非以灾咎归人，乃以灾警人，警人君当修德、警人臣当尽责、警百姓当互助，今秋淫雨若能借此警醒上下以廓清积弊，则灾异非祸乃福之端。
其弟程颐继而申之，引《易；系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谓天文之变在察不在畏，察其变而应之以人事，此圣人之教。
于是国子监诸儒联名上《应天以实不以文疏》。
疏中首引《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谓人君知天变之可畏不难，难在以实政应之；继而引《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谓本朝立国百年，积弊日深，正宜因天变而自新；又引《孟子；离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有良法而无良吏则法不能自行。
疏末归结于三事，裁冗官以省浮费、抑恩荫以清仕途、限荐举以慎铨选，谓此三事乃应天变之实政，非修德之虚文。
疏上，士林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