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没有容身立足的地方，然而不敢无故请求外任出朝。
但如今正是国朝危急存亡之时，他却被调离谏院，独自承受宠荣禄位，而他认为，按照眼下的情形翌日灾祸败亡或获罪被诛必定不能避免，所以请朝廷哀怜，收回对他的新任命，然后允许他以待制的官职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中的一州。
政事堂没有讨论后，没有允许司马光外放。
台谏系统当然不满。
权御史中丞张伯玉上疏，称台谏官是官家的耳目，中外之事皆可风闻奏报，用来补益聪明、防止壅蔽，而天圣年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此后渐渐衰减就是因为宰执不想让官家听到中外的过失，但仍然不下十几员，如今御史台只有五名御史，其中三名还去出差了，谏院也是只剩下了四名谏官，还有两名被派去出使，台谏几乎等同于废置了。
同时，密奏十次上达，答复作罢的只有八九件，这种情况下，下情凭什么能够上通？圣听从哪里能远及各处？
因此张伯玉认为，自古以来言路壅塞，没有像今日这般严重的，故而请求太后明鉴，并增加台谏官员。
苗太后已读不回。
司马光的好友，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范镇彻底看不下去了，他跟司马光乃是莫逆之交，平素他虽然谨言慎行，但在政治立场上确实是反对新政的。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范镇最终选择了前者。
范镇以实际上的「两制系统第一人」的身份，上疏把政事堂的所有宰相都弹劾了一遍。
范镇的奏疏是这么写的。
「富弼身为首相，居于政事堂，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的方法，开扩启迪上意，发号施令，举措合乎人心，使亿兆百姓鼓舞于神化之中，反而更易祖宗制度，以致国家走向祸乱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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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相韩琦希求迎合心意，博取恩宠，故而庇护恶行、顺遂过失，阻遏公议，将要陷太后、陛下于有过失的境地，而韩琦却扬扬自，自以为忠。
参知政事欧阳修倡邪僻之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的谬误旧迹，来文饰奸言，拒绝堵塞正论，挟邪罔上，其心实为不忠。
枢相曾公亮及参知政事赵概等人依违于其间，竟不加以辨正，非是大臣辅弼的体统。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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