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工人群体也决心取得自己应得的一切。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临时政府施行了一些政策希望能够缓解工人们经济上的困难。
由于临时政府既不可能用激进的社会主义方法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完全放任自由市场自主地发展，于是最终，政府索性直接成立了一个「国家工场」，在公共领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但如此一来，政府的财政几乎处于爆炸的边缘，而作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临时政府自然不可能将大刀砍向一些大贵族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的应对方法是将直接税提升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即45生丁税。在这个税收下，最受影响的是法国的农民和一些略有财产的人，他们在混乱的形势下生存已经不易，却还要面临高额的税。
而在或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以及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这些被征税的人认为他们是在为所谓的「国家工场」买单，一家乡村报导称：「他们厌倦了养……懒人，这些人……想法设法不工作。」
由于临时政府始终不能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或许也确实无能为力，但工人们的困境确实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于是四月底，工人们接连在两个地区发生暴动，但最终被镇压。紧接著，在临时政府内部，他们通过相关法律公开镇压集会运动，在政治上将革命左翼「斩首」，到了六月，最灾难的事情发生了，制宪议会采取了备受期待同时也令人担忧的行动：解散国家工场，命令工人要么参军，要么去索洛涅的沼泽地。
失业人群的回应也很干脆，位于巴黎附近的工场的工头写道：「我们要工作！所有的厂房、商店、工场都关闭了，如果国家不给我们工作，谁能给我们工作？」
在工场解散的消息传出去后，巴黎的各条林荫大道上每晚都有游行活动，不仅要求「工作权」，还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SH主义共和国。
随著工人们的游行越来越多，再加上政府的不作为，最终，法国革命的最大悲剧就要来了。在6月22日这天，陆军部部长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将军正在他的办公室跟他的副官讲明战略部署：「中午，我将宣布巴黎驻军进入警戒状态，将军队集中成三路纵队来应对暴乱，让他们横冲直撞进入起义的中心地带。」
安排著这些东西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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