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化正统观念下，故事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十二月党人作为灵魂残缺的叛徒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反抗专制政权的起义的突出之处仅仅在于起义的不专业性。
然而，在西伯利亚，他们发现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重生。
当然，这些起义者从来都不是其支持者描绘的那种道德质朴、无法安抚的革命牺牲者。但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
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党人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持续追求，是对沙皇制度中的压迫性社会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公民活动他们的园艺、他们的教学工作、他们的民族志研究表达著他们对公益的热情追求。总之，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种仍然忠于1825年12月14日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在十二月党人流放期间，时间、政治和技术的进展，使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生活更接近俄国首都的世界。
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这些回忆录、信件和已发布的档案确实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和将他们带到那里的理想树立起了一座高耸的文学纪念碑。十二月党人未被后世遗忘，而是将在19世纪下半叶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
而在被流放的121名十二月党人军官中，只有几十个人比他们的仇敌活得久。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2月18日去世，而1856年8月26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加冕宣言，为还在世的十二月党人的大赦做好了准备。
共有21人（包括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和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还有玛丽亚）一起踏上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旅程。在新统治者上任初期，在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高昂的乐观氛围中，这些人的突然出现似平预示著，那些曾令他们远赴西伯利亚的理想现在或许终于会被国家实施了。
到了如今这个阶段，虽然这些幸存的十二月党人还在归来的路上，但无论是在俄国的上流社会还是在文学界、思想界那里，关于他们的讨论早就已经非常频繁了。
而只要谈起这些十二月党人，他们聊著聊著也都往往容易聊到那位流亡文学家米哈伊尔，毕竟当初对方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之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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