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录中做过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现在是可以以受到刑讯逼供而失明为由，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这在国内一般是于庭前会议提出。
但本案中，侦查机关FBI显然不敢在两大国以及全世界的注视下搞刑讯，路宽的笔录里当然也都是不认罪的内容，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至于其他证人和同案犯是否遭受刑讯，不在此刻调查之列。
不过就像此前路宽不要求用母语开庭一样，这个回答又叫弗里德曼松了一口气。
对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来讲，抛却所有的立场、国别、倾向不看，今天出现在现场的这位被告，确实是一个让他不得不暗自点头的人物。
深色墨镜遮住了那双失明的眼睛，但墨镜下方那张脸有一种真正经历过风浪之后沉淀下来的从容。
他坐在被告席上，脊背挺直却不僵硬，双手自然地搁在桌面上，既不紧张地绞在一起，也不刻意地摊开以示坦然，就那么放著，像坐在自己的剪辑台前等一段素材渲染完毕。
弗里德曼从二十多岁开始执业，先是做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又当了三十多年联邦法官，见过形形色色的被告和当事人，有嚣张跋扈的，有瑟瑟发抖的，有满嘴谎言的，也有故作镇定的。
但眼前这位被当局指控为窃国大盗的艺术家————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豁达与洒然。
他明明可以利用自己失明、外国人身份、舆论关注等处境给庭审制造无数程序上的麻烦，申请翻译拖延时间、以身体状况为由要求延期、以非法羁押为由申请排除证据，但他一项都没有用。
他没有利用那些合法的权利去增加庭审的难度，而是选择了最直接、最坦荡的方式来面对这场决定他余生的审判。
这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法庭上，都是毋庸置疑的加分项。
法官再怎么强调自己要秉公执法、不受主观印象影响，也终究是人，是人就会有同理心，会不自觉地欣赏一个在重压下依然保持尊严的人。
陪审员们也是如此，他们被告知要依据证据来判断，但也会在心底里给那些坦荡、从容、不耍花招的被告多留一丝善意。
而这一丝善意，往往就会在评议室里，在证据天平两端摇摆不定时，成为不可言说却决定走向的砝码。
弗里德曼又相继问了几个问题，半小时的程序性发问很快过去，这也是张维为此前在直播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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