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其他利益考虑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对和错，不在乎每年增加的数十万两银钱消耗，反正这些钱都是底层百姓负担，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现在的京杭大运河虽然还在同航，但是每年的货物运输能力却是忽高忽低的，并不稳定，因为存在断航的风险。
水多那是汛期，行船当然有风险。
水少那是旱，行船也是困难重重，即便两岸的纤夫牵引效率也是极地。
至于漕运对百姓负担的增加和对漕军的压榨，其实魏广德还真不怎么放在心上。
不是魏广德做了官老爷就不体恤小民，而是他知道，不管在哪个时代，底层被上层压榨都是避免不了的。
就算嘉靖皇帝同意漕运改海运，上层的压榨对象不过是从沿河百姓改变为沿海百姓。
沿河百姓和漕军一时能享受到因为停止漕运而带来的利益，但却绝不会长久，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日子依旧和从前一样苦难。
因为漕运没有了，他们的收入也会减少一大块，百姓农闲时去沿河打工挣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漕军的职责依旧不变，只是走的航线变了，但是压榨却不会少，还因为没有了沿河城市的商业需求，会导致他们收入更少。
其实大明朝对漕运制度也是反复修改，也是在努力使其达到一个平衡，能尽量满足各方的需要。
比如允许漕船在运粮过程中夹带一些商品，就是对漕军的一种补偿，因为朝廷也知道若是不给出补偿漕军的运输是亏钱的，必然会引发大变。
漕船在大运河上还拥有比商船更高的通过率，在水枯时节漕船的运输优点于商船，所以商人们也乐意利用漕船运输商品，还能避开钞关的税金。
魏广德心中叹息一声，还是放弃这次机会吧，等平稳度过嘉靖皇帝的最后时光，在新皇帝的治下考虑推行海运，似乎更有把握。
新皇帝嘛，总要作出一副锐意进取的姿态，改革一些制度很正常，就算最后错了也可以悄悄改回来就是了，也可以用执政经验不足来推脱，最后的背锅者也是内阁阁臣。
“漕运弊端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从运河的维修疏浚到对过往船只的管理，沿河百姓和数万漕军对此也是苦不堪言。
只是不知道大司徒可有详细的计划，先前我也说了，历代提出者不知凡几，但此策皆未被采纳，何也？
由此可见反对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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