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贡院，一个在会试阅卷期间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地方。
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考场也不是所有时候都封闭。比如万历四十一年的癸丑科，叶向高作为内阁唯一的阁员，不得不同时兼领会试主考官和大明独相的职责。因此，在癸丑科阅卷期间，贡院不但开放，甚至成了“内阁值房”，官员来来往往，奏疏送进递出，成了有明一代的大奇事。但奇事一旦再次出现，它也就不奇了。
万历四十四年，内阁同时有方从哲和吴道南在阁，尽管那时候吴道南已多次称病求去，内阁实际已由方从哲一人独领，但好歹在丙辰会试期间，吴道南还站出来扛起了主考的职责，情况勉强恢复正常。但到万历四十七年的己未科，内阁又出现一人值守的现象，所以方从哲不得效仿叶向高故事，在贡院为奏疏票拟。
方从哲一面票拟，一面主考，一面还要忧心辽东的事情。一个人管三条线，方从哲几乎是夜夜头痛、夜夜失眠。最后，三条线崩了三条。在朝，绝大多数票拟依然留中不报，朝廷维持着半瘫痪的状态；在举，殿试别字事件发生，另一位主考官史继偕和当年的状元庄际昌双双挂冠辞去；在辽，萨尔浒之战惨败，明军三路丧师，辽东告急。
今年，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正常，外界的纷扰被锦衣卫的巡绰官全部拦在门外。除了报时的钟响鼓鸣，什么动静都吹不进来。
但即便如此，考官们也不见得能有多闲。明代会试参考人数在二百五十年间持续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从明初百废待兴时的千余人，逐步上升至明中的平均四千五到五千人。至万历二年，张居正主导贡院改建，将考棚改成以砖瓦结构为主的房间时，也将房间数增扩到了上万间，足见嘉、隆年间参考人员之众。可尽管参考的人数一再增加，会试考官依旧维持着两名总裁官，十八名同考官的格局。
泰昌元年的科举，足有近万人参加。分配到每位同考官的脑袋上，一个人就得看五百多人的答卷。而且为保证科举的公平公正，同一份答卷往往需要好几位同考官分别批改，这样算来，每日阅卷的工作量少说也是十万字起底，汇聚到两位总裁官这儿，工作量只会更多。
总裁公堂里人来人往，却听不见太多声响。
经过十余日几乎昼夜不停的批阅，徐光启那双因为上了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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