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试及第的文章，可以判断其人文风所好。如果能在春节前后将这时文集刻印出来，倒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这些应试的杂文得到广泛传播后，舆论风评也能产生一定的监督批判作用。若士子所写杂文实在是猥劣不堪，自然会受到时流的抨议讥讽，从而质疑选司不公，对于请托干谒的风气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围绕这个印刷术，张岱还有着许多其他的想法，印刷图书只是最基础的运用，想要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莫过于创办报纸。
后世即有所谓的“开元杂报”，是对开元时期出现的一种手抄文本加以的称呼，这些手抄文本记载的基本都是朝廷的典礼仪式等事件，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却并非有价值的时政报道。
除此之外，还有官方所组织抄送的邸报，用以传达上下消息、政令人事等事宜的变化，不过这些邸报向民间渗透的效果要更差。
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一大社会弊病就是上下消息流通的困阻，主要的表现就是李林甫所实行的那些阻塞言路的手段与烂活儿。
唐玄宗本人固然懒政，即便听到民间疾苦声也未必会多么在意，可是如果有一个渠道能够让社会各阶层广泛意识到有什么危机正在酝酿，无疑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过按照眼下雕版印刷的效率，时效性方面必然会有所滞后，日报之类就不用想了，能搞成月刊就不错了。
如果未来能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出成熟的活字印刷术，那时效性自然就能大大的提升。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说了什么第二天早报就给他安排个大头条。
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真要连这个都敢登，那不如直接登个《讨李三檄文》呢。
事情总需要一步步来，总之这件事也被张岱列入了自己的待办事项中，可以先进行一些初期的筹备，等到有时间也有机会的时候便顺势推出。
比如未来僧一行所编的《大衍历》正式公告使用的时候，便可以将这历书刊印出来作为创刊号，再附以其他一些农桑技术，一起行销天下，无疑是能收到极佳的营销效果。
在向传媒和出版大亨发展之前，张岱作为保险大亨的道路也正是开始了。
就在圣人率领内外臣属离开洛阳、前往汝州广成汤之后的第二天，作为长厦门街东功德使的高承信立即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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