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比邻居们更明显一些。一方面，他们只要感兴趣，做什么都很尽力。即使自己的庄子算不上这边最富裕的，村民们也很舍得在关键地方花钱。他们会主动挤出钱来，增设学校，雇佣先生和教头训练子弟，希望能借此打好基础，在之后军队内部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不过，当时这种耕作方法，需要两头牛为一组来劳作。一些人没有这个财力，赵过就提倡用换工或者计算工值的方式，把人员和耕牛组织起来。可见远至那个时代，这种组织已经很流行，也被官府接纳了。
农具上的铁，对硬度和耐磨性的要求很高，也非常注重产量和低成本，其他方面的质量就不怎么在乎了，这正好适合早期的生铁。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中原地区的铁农具普及非常早，甚至可能早于铁兵器——就像浅层煤矿的排水需求催生了工业时代一样，当地特色铁矿也推动了农业的突飞猛进，算是通过极为低劣的铁矿品质硬逼出来的……
他们的村长马十柱，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健壮汉子，之前在军队里当骑兵军官，现在也没有完全退役，还在地方战团里带新兵。他还会些兽医的手艺，从马术到照顾坐骑之类的技巧，都在教。村里的耕牛队，也有他的贡献。
这种民间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组织的能力。虽然名义上叫“小农经济”，但这种模式下，民间一点也不闭塞，相反，自发性的组织一直很多，大家也都乐意在闲暇时从事商业和经营性的工作。
最常见的组织，是被称为“社”的合资小组。这个概念在中原出现的很早，最迟汉朝的时候就有很多记录了。从春秋晚期以来，铁质农具开始出现并且快速普及，耕牛、耕马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这一方面提高了耕作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耕地需要投入的初始成本高了不少。在单个家庭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就自然会有人选择组织起来，合伙购置更先进的农具，一起饲养牲畜，来提高耕作的效率。
这些习惯，也会进而影响当地人的性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概就是如此吧。
哪怕如今在这里，也能很容易地看出来，那些平时就习惯了各种有组织活动的人，也可以更快地适应战争。在战场上，他们的纪律性和反应速度，也远胜于浑浑噩噩的欧洲农民，和反应起来总是莫名其妙的市民。细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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