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量的提升，产出的口粮足以供苏丹养活自己的官僚和军队。而农业生产本身，也随之出现了专业性的分化，开始出现一些专门种植商品粮和棉花、甘蔗、香料、果蔬等经济作物的专业性产区。
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印度，形成了一批工商业和外贸中心。除了德里、拉合尔这些地方，像古吉拉特，包括孟加拉，都产生了巨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之间，也逐渐产生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
另外，苏丹政府要求臣民提供现金赋税，因此，农民只能进城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这种举措，促进了货币和商业的发展，配合着苏丹政府对银币的掌控，使整个次大陆卷入了银币交换关系之中。在印度次大陆，第一次形成了较为有序的国内市场。此外，德里苏丹国还靠着不断经营，发展出了发达的棉纺织业，对外输出棉花、棉布，以及香料、蔗糖、皮革、染料等物资。
为了获取更高收入，苏丹自己也经营手工业工场。在充足原材料的支撑下，德里工场规模颇大，甚至可以产出丝绸，拿去哄西方乡巴佬赚钱。另外，苏丹还把波斯和天方教世界常用的“专卖权”管理方式，和印度本地习惯结合。一批吠舍商人因此得到重用，地位迅速提高。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垄断性的“皇商”，形成了“班尼亚”种姓。
靠着垄断权和巨额的货币资本，“班尼亚”商人在手工业和进出口贸易中获利颇丰，并且靠着这些收入，向苏丹提供了大笔贡金，维持宫廷和军队的开销。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很久之后。比如后世的印度知名人物甘地，就是出身于一个“班尼亚”种姓的家族。
虽然看上去不是特别高的种姓，而且平日里也喜欢摆出简朴、亲民的平民姿态，但甘地的爷爷，就是当地土邦的大维齐尔——因为他家就是土邦最大的商人和包税人。而维齐尔本身最大的职能，就是财政税收一类，所以就成了他家的了。这些习惯，也是德里苏丹国时期，开始形成的。
这些改革和变化，让印度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四处都是勃勃生机的境界。
德里苏丹国的传教效率，比之前的天方教政权也高出许多，因此经常得到教友们的称赞，说他们的征服非常成功。不过，在郭康和王大喇嘛这类“懂行”的人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反而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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