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和当地豪绅的民兵打来打去，遇到陈友定这个级别的正规武装，就直接完蛋了。但他们造成的破坏，却十分巨大，而且持续祸祸了很长时间。因此，事后，当地人痛定思痛，开始反思之前的政策，考虑后面应该做什么。
之前，在各大商港，大元也都推行高水平开放政策，推动海上贸易自由化。对于来往商船和各国商人，态度十分开放包容。泉州港作为当时大元、甚至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每年都能提供巨额的课税和舶来商品。因此，大元也非常重视营商环境，给能够带来财税的大商人，直接提供各种保护乃至特权。
朝廷专门起用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们向政府交纳额定的舶来货品和额定课税，就可授官，掌握实权。而且不止在地方，当地县志说，有些「蕃商」能够「以货得参省，势震中外，胁户部令下四盐场引自为市」，直接对朝廷施压，对户部发号施令。大元朝廷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外国大商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在地方上有坚持原则的士绅，带头坚决抵制，才让外国商人控制盐场的计划意外失败。
而亦思巴奚战乱的首脑赛甫丁、阿迷里丁两人，就都是因贸易捐官和保卫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义兵万户」，掌握保卫泉州港的地方武装。他们这一系的人，在泉州前后经营七十多年，可谓树大根深。而他们的核心力量，就是从海上来的波斯人。
亦思巴奚兵乱被平定之后，当地干绅便改变了对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的态度。因为地理原因，许多当地大商人同样经营海贸，对于海上商路的运行，心里是有数的。他们认为，既然这些波斯人沿著海上商路过来，那么他们肯定不止在泉州这一个地方有据点。沿途那些商栈和商业殖民点的力量，未必比泉州的亦思巴奚军弱。
要是放任不管，那么这些人很可能还要卷土重来。因为只要贸易还在进行，源源不断的利润就会和之前一样，驱使从波斯本土到沿线商栈的人，不断再涌向商路的末端—一泉州。
有些熟读历史的士绅也警告说，当年岭南的广州也遭遇过这种情况。唐末的时候，广州的波斯和大食商人，就率领自己的同族发动了叛乱，甚至一度驱逐了唐朝设置的官员，霸占了广州港。不过当时黄巢正好南下，两边碰上之后，波斯军大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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