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平常舍得买块水果糖都得掂量掂量。还有齐家老大上次回来的时候，见着自家的亲戚，不管大人小孩，一递就是100块的见面礼！”
“我的娘哎！”
李大妈手里的抹布“啪”地掉在柜台上，惊讶道：
“他们家光亲戚就十几口，这一下就是1000多块，他哪来这么多钱？”
“1000多块算小钱！”
王大妈凑得更近了，声音压得低却更清楚：
“我家小儿子不是在汽车公司吗？，听一个给外宾开小汽车的司机说，那边扫大马路的，一个月都能挣一两千块！”
“你可就别吹牛了！”
冯大妈笑得直拍腿，
“一个月一两千，一年就是一两万，那大街上是铺着金子让他们扫？”
笑声和议论声裹在一块儿，飘到红子耳朵里，她手里的毛线针顿了顿，线团滚到脚边，也没立刻去捡。
这些日子，胡同里说“国外”的人越来越多，你传我，我传他，像滚雪球似的，把那些道听途说的事儿越滚越大——住着带花园的小洋楼，出门开着四个轮子的小汽车，顿顿都能吃上白面包和牛奶。这些话，对挤在大杂院、连窗户都得错着开的人来说，是再勾人不过的，尤其是那小洋楼，光是想想，就觉得这辈子都够不着。
红子捡起线团，继续织着毛衣，手里的活没停，心里却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直到傍晚关店门，锁头“咔嗒”扣上时，才觉得胸口松快了点。她沿着胡同往家走，墙根下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走到胡同口时，脚步忽然顿住——齐伟正从外往里走着，手里攥着个军绿色的挎包。
那小子看见她，先是愣了一下，才扯着嘴角打了个招呼：
“下班了？”
语气平平的，没了往日里凑过来问的热乎劲。
红子也和往日不太一样，他自己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脚步加快，往前走了两步，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轻快：
“这就要回家？要不要一起走走？”
齐伟脸上没什么意外，反倒勾起点笑来。自从街坊们知道他要出国留学，胡同里人的眼神都变了——过去见着他点头就过的婶子，会主动塞块糖；连以前对他爱答不理的姑娘，说话也软和了。
这种变化让他心里飘乎乎的，带着点说不出的傲娇。他故意皱了皱眉，晃了晃挎包：
“不行啊，再过两天就上飞机了，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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