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着AMS公司首先研制DRAM芯片的例子，李毅安说道：
“在硅谷有很多这样的初创企业，他们或者规模不大，甚至不在产业联盟之内，但是，他们总有很多发展创新，在集成电路的制造上，我们需要大型的产业龙头，但是在设计上，我们需要众多的初创企业，我们需要的技术上的活力，而不是一味的扶持产业龙头，甚至纵容其吞并小企业。”
李毅安之所以会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因为日本给予的启示。
在另一个世界，日本就是大企业与政府组成产业联盟，通过行业的全力合作，让日本的集成电路产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在70年代末的几年内，日本将年GDP的千分之三或者财政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二五左右的资金投入到集成电路的研究制造之中，其中的40%都来自于政府产业政策的补助。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芯片产业能在八零年代超越美国，全球无人能出其右的原因。
巅峰期日本存储芯片全球占比达到80%，可谓是遥遥领先。八零年代末，日本芯片企业全球市占率53%，而美国只有37%。
后来那场海湾战争中，美国利用高科技电子设备对伊拉克精准打击，当时日本企业家曾放言：如果没有日本的半导体芯片支持，美国打不赢这场海湾战争。
因为，美国的飞机、导弹、雷达等武器中都有日本的芯片。
日本不仅强于芯片的制造与设计，在制造设备上也是遥遥领先的，当时最强的光刻机来自于日本的尼康与佳能公司，技术甚至超过了美国光刻设备鼻祖企业GCA、Perkin-Elmer。
从这一点上来说，现在的SEA与日本是极其相似的，都是靠着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产业政策推动行业发展。
但是行至巅峰后，日本芯片的衰败周期即将开启。这并不仅仅只是因为美国的打压，很多人都将日本芯片业衰退归于美国的打压，可事实上，日本芯片业从一开始就带着“心脏病”——行业研究高度统一，缺少技术创新。
日本的芯片产业发达是建立在从美国引进技术的基础上的，他们自身的技术创新更多的是在生产制造领域，而不是芯片的架构等领域。
也就是说当时日本更多的是个芯片制造强国，并不是芯片强国。
“大树底下无丰草，”
李毅安将报告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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