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免的时间已过，朝廷就可根据现有的户籍与田簿，来重新征收赋税。
而对于如何征收赋税，卢志也有全新的想法。魏晋以来的赋税制定过于粗暴，就拿田租来说，无论是何等田亩，无论何等年景，一律亩租四升，这并不合理。既然做了户籍，就要将田亩分类，可根据开垦程度分为为刚开垦的生田，常年耕种的熟田。又根据种粮的种类，将其分为能种植水稻的水田，种植粟麦的旱田，种植杂粮的杂田。不同的田亩田租则不同，以此来鼓励农人们开荒，也避免不好的田亩被抛荒。
同样，户调即人头税制度也不合理，不同的人家贫富不同，结果一视同仁地征收绢三匹、绵三斤，必然导致贫家不断破产，富家无关痛痒。
所以，卢志主张将户口也做区分，无田的佃农为佃户，不必交户调，但要每年要应役一月。占地三十亩以下的为下户，每丁征收绢一匹、绵一斤即可，也可应役免调。占地三十亩至六十亩之间的为中户，每丁征绢三匹、绵三斤。占地六十亩至百亩的为上户，每丁征收绢四匹、绵四斤。更往上的便是富户，每多占一亩地，则多征二尺绢，二两绵，上不封顶。
总而言之，新的税制思想便是尽可能减轻贫民的负担，而向豪强富户多征赋税。如此不仅能使国家的赋税大大增加，还能改善基层民生，更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因而被卢志简称为分税法。
而分税法与乡愿制相结合，便构成了朝廷的主体经济制度，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军制改革，就算是庚午新制中的主要内容了。其中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部分，此处都暂且按下不表。
至此可以看出，卢志对朝廷自上而下的改造，已经不足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伤筋动骨。想要将其完全落实，说四五年都是急于求成，即使只是想要看见成效，最快也要两三年。
可刘羡仍然对此寄予厚望，并坚决推行。两人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光在秘书省查看的古书文档，就有上千卷之多，可谓是堆积如山，政令亦反复斟酌删改，前后约有几十万字，两人经常讨论争吵到深夜，以致于时常休憩于兰台，根本不知疲倦。后世史书上回忆这段历史，如此评价道：
「穆文帝与卢忠献谋国改制，论古今治世之法，溯三代先贤之政，君臣尽诚输爱，无所隐避，常屏左右相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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