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西羌人,他们居住在高原极寒之处,穷山恶水,因此颇为吃苦耐劳,也善骑马,刘羡以为可以作为一处可用的兵源。
除此之外,其余将领也论功行赏,颁赐不等。由于此次缴获极多,连带著朝中百官,军中士卒,基本都有些许赏赐。或是金银,或是牛羊,算是重新建国以来,朝中第一次给足了物质奖励。
而在刘羡离开的这大半年,在李矩与刘琨的主持下,朝中的事务也都在正常运转。在天师道的配合下,原定的修缮水利、劝农复耕、检查户籍等事,多卓有成效。
在未统计宁州户口的前提下,可知益州共有户三十四万,口一百五十二万又七千。这个数字当然不准确,此时的巴蜀尚未完全消弭境内的流民,士族中也未彻底清查隐户,但这一数字已持平于元康五年的数据。可以说,远远出乎朝廷的预料。
毕竟益州连遭大乱,按照众人估计,这六七年时间,至少向宁州以及荆州出流了三十万左右的人口。能有这份成绩,可以说,检籍不是失败,而是大获成功了。
但仔细分析其中缘由,其实也不难理解。自从魏晋以来,基层制度已经濒临瓦解,想要检查户籍,需要本地大族的配合。而司马氏又多用当地士人为官,这就相当于自己查自己,本地士人当然乐得少报户口,以此少交赋税,再加上巴蜀还有天师道参与隐户,司马氏的户籍数目能有实际上的一半,就算是上苍保佑了。
而刘羡此前入蜀,从河东关中带来了近二十万人口。之前的战乱中,汉中又收敛了数万关陇流民。加上仇池的羌氐也计入了人口,同时又获得了天师道的支持,这才有了如此成功的一次检籍。
因此,即使刘羡承诺今年的田租减半,但赋税还是极为可观。就帐册上来说,收上来的粮米有三百万斛,绢两百万匹,虽然尚不如冀州富裕,但无疑也是九州前列了。待到明年,宁州稳定后,也能交上赋税,想必国力能更上一层楼。
当然,这其中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比如刘羡此前心心念念的推广《子雅律》一事,可谓收效甚微。事实证明,让一些人学习念书,可能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各地派来学习新律的功曹,能够达到要求的人很少,即使通过了,在地方上也有抵触情绪,推广不开。
又比如刘羡注意到,留守成都城内的军纪似有些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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