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乌雅氏不但未显丝毫欣喜之色，反而被种种难言之隐导致暴毙身亡的悲惨结局。这一结果完全背离了人们基于宫廷逻辑和人性常理的预期，其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
我们再来看看雍正是怎么说的。
雍正六年（1728年），清初文人曾静及其弟子张熙因秉持着“华夷之辨”的观念，对满清皇帝的统治心怀不满，进而四处宣扬雍正得位不正以及所谓的十大罪状，妄图游说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彼时年羹尧已死）起兵反清复明，恢复汉人江山。然而，岳钟琪老谋深算，假意应允，巧妙地从二人处骗得口供后，当机立断将他们逮捕，并押解回京城。
雍正帝得知此事后极为重视，亲自审问此案，并下令将相关的上谕、曾静的口供以及曾静后来撰写的忏罪书《归仁录》等资料汇编成册，命名为《大义觉迷录》。
该书收录曾静等人指责雍正本人的十大罪状（例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雍正本人亲自进行一一辩白，驳斥这些荒谬言论。
下面是雍正对“逼母”一事做出的回应：
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
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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