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镇，不写皂荚河，不写陈家田，不写那个总在田埂上修犁铧的少年。
陈砚回信极少。一年里，大约只写三封。信纸是村里代销点卖的糙黄纸，字迹粗硬，像犁沟一样直愣愣地划开纸面。内容简短：麦子抽穗了；玉米遭虫，打了药；父亲咳嗽又重了，抓了三副中药……末尾总有一句：“地好，人好，勿念。”
他从不提自己。不提夜里补习初中课本到凌晨，不提把林晚寄来的《飞鸟集》抄满六本笔记，不提每次收到信，都要在田埂上坐到日头西斜，看云影如何一寸寸挪过麦田，仿佛那云影里，藏着她未曾落笔的句子。
十九岁，林晚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通知书送到那天，陈砚正在镇外山坳里开荒。新开的坡地石多土薄，他抡着十字镐，一下，又一下，砸在顽石上，震得虎口裂开，血混着泥流进镐柄缝隙。邮递员骑着二八自行车，铃铛响得急促，停在坡下喊他名字。他抹了把脸，接过那封薄薄的信封，指尖触到“师范大学”几个烫金小字，竟微微发抖。
他没拆。把它揣进怀里，紧贴着胸口，继续砸石头。镐头撞上岩层，发出沉闷而固执的声响，像一颗心在胸腔里反复叩问，却始终得不到回音。
林晚走的那天，陈砚没去车站。他独自去了皂荚河上游的龙王庙遗址。庙早塌了，只剩半截石碑斜插在荒草里，碑文漫漶，唯“风调雨顺”四字尚可辨认。他坐在碑旁，掏出那封未拆的通知书，撕成碎片，扬进河水。纸屑如白蝶翻飞，瞬间被水流卷走，沉入水底淤泥。
他以为这样，就能把某种东西，也一并埋了。
可第二年春天，林晚回来了。
不是探亲，是分配。她成了青石镇中学最年轻的语文老师。
她站在讲台上，穿着洗得发亮的蓝布裙，发梢还沾着路上的柳絮。台下是三十几张黝黑稚嫩的脸，还有坐在最后一排、抱着一本《农业技术手册》的陈砚——他被校长硬拉来旁听“新式教学法”。
林晚讲《故乡》，讲闰土叫“老爷”时的隔膜，讲“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她声音清亮，目光扫过教室，掠过陈砚时，顿了半秒，又稳稳移开。
下课铃响，学生们哄闹着涌出教室。陈砚收拾书本，慢吞吞起身。林晚却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支粉笔，指节微微泛白。
“砚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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