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茸茸的穗子在晨风里轻轻晃动。
他朝我点头，转身离去。竹杖点在土路上，发出笃、笃、笃的轻响，节奏稳定，不疾不徐，像某种古老而固执的节拍器。
我站在原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忽然觉得，这方被我重新叩响的土地，正以一种我尚未理解的方式，悄然松动第一道缝隙。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沈砚不是“新来的医生”，他是“回来的”。
他生在青禾村，长在青禾村，十二岁那年，一场暴雨引发山洪，冲垮了村西头那座唯一的石桥。他父亲——当时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为救被困在对岸小学的两个孩子，涉水过河，被一根断裂的桥桩撞中太阳穴，当场没了呼吸。母亲受不住打击，半年后病逝。沈砚被远在县城的姑妈接走，再没回来过。
他学医，考进省城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市三院神经外科，前途一片坦荡。直到三年前，他主刀的一台手术出现罕见并发症，患者术后植物状态。虽经伦理委员会裁定无医疗过失，但他递交了停职申请，独自去了西南山区做义诊。一年后，他出现在青禾镇卫生院的招聘启事上，应聘岗位写着：“全科医生（兼农技协理员）”。
没人问他为什么。青禾村的人，向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看结果：沈砚来了，卫生院的药柜齐了，输液室的紫外线灯管换了新的，村小学的孩子们每年有了免费体检，连村口那棵百年老槐，也被他请来的林技站专家“会诊”，治好了半边枯死的枝干。
而他与我的交集，便从那片坡地开始，无声无息，却日渐深密。
他来得并不频繁，有时隔十天半月，有时一月余。每次来，总在清晨，从不敲门，只站在坡地边，远远看着。我翻地，他点评土质；我育苗，他教我辨认猝倒病的初发叶斑；我为薄荷长势过旺发愁，他告诉我，薄荷根系霸道，需在地下埋一圈旧瓦片阻隔蔓延——“不是要它死，是让它活得有边界。”
他话少，却句句落地有声。他从不碰我的锄头，但从不吝啬伸手——当我搬不动一袋有机肥，他会默默接过，稳稳扛到地头；当我被野蜂蜇了手背，肿起核桃大的包，他会从随身的旧皮包里取出一小瓶自制的薄荷膏，清凉的触感瞬间压下灼痛；有一次暴雨突至，我冒雨抢收刚掰下的糯玉米，他不知何时出现，脱下工装衬衫罩在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