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镇东租下两间旧瓦房，挂起“砚耕农技服务站”的木牌。白天跑田埂，测土样，教人用酵素肥；晚上伏在灯下画图纸，设计雨水收集槽、蚯蚓堆肥箱、梯田式育苗架。他不再穿西装，衬衫领口常沾着草汁，裤脚永远沾着不同颜色的泥——黑的是河滩淤土，红的是南坡酸性壤，黄的是西岭风化砂岩层。
林晚的地，成了他第一个试验田。
他不要租金，只要一半收成。林晚没答应，他便日日来，不说话，只干活。天不亮就到，锄草、松土、测pH值、埋蚯蚓茧。她烧火做饭，他蹲在灶膛前添柴；她挑水浇菜，他接过扁担，换她歇半炷香。
第七天傍晚，林晚在地头拦住他。
“陈砚。”她叫他名字，像叫一个久别重逢的故人，而非失而复得的旧侣，“你为什么回来？”
他停下锄头，抹了把汗，望向远处起伏的丘陵。暮色正一寸寸吞没山脊，把青黛染成墨蓝。
“因为去年十月，我在云南做土壤修复项目，接到一通电话。”他声音很轻，“镇卫生所的张医生。说我爸……胃癌晚期，只剩三个月。”
林晚怔住。
“我没回去。”他继续说，目光落在自己沾满泥巴的鞋尖上，“我签了三年驻滇协议，走不开。我爸走那天，我正在澜沧江边取样。手机没信号，等我赶回，葬礼已过七日。”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下葬前，我妈交给我一个铁皮盒。里面全是你的东西——初中作业本，你帮我抄的物理笔记，你织坏又拆掉的蓝毛线手套，还有……你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林晚呼吸一滞。
那封信她写于十九岁。父亲病危，她卖了陪嫁的银镯子凑手术费，信里只有一句话：“陈砚，我撑不住了。你别等。”信寄出第三天，父亲还是走了。她没等回回信，只等来村里人闲话：“陈砚在省城谈对象了，人家是大学老师，戴眼镜，斯文得很。”
她烧了所有未拆的回信，连同那双织到一半的毛线手套。
“我没收到。”陈砚看着她，眼底有沉静的痛，“信被退回了。邮局说，收件人地址变更，无处投递。”
林晚嘴唇微微发颤。
“但我妈留着它。”他从工装裤内袋掏出一个褪色的牛皮纸信封，边角磨损，印着模糊的“青石镇邮政支局”字样，“她临终前说，‘砚子，有些地，荒了还能种；有些人，走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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