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茎，踩上去微弹，带着阳光烘烤后的暖意。
“你教孩子认野菜，教他们知道根在哪。”他声音很轻，却字字凿进我心里，“那你自己的根，为什么不敢让它伸展？”
他顿了顿，从布包里拈起一粒葵花籽，放进我手心，合拢我的手指：“种下去。明年这时候，我陪你一起收。”
我没种。
三天后，我收拾行李，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
走的那天，陈砚没来送。只有我母亲，站在村口槐树下，手里攥着个蓝布包，里面是五十个煮鸡蛋，还有两张皱巴巴的汇款单——那是我三年来，每月寄回家的钱，她一分没动，全换成现金，塞进我箱底。
车开动时，我看见陈砚站在新路尽头的坡上，穿着那件灰衬衫，身影被夕阳镀成一道沉默的剪影。他没挥手，只是站着，像一株长在坡上的树，根须深深扎进黄土，枝叶却朝着远方伸展。
我在省城待了十八年。
从幼儿园代课老师，到民办教育机构教研主管，再到自己创办一家专注乡村儿童早期发展的公益工作室。我设计课程，培训教师，申请项目，把“乡土认知”“自然教育”“社区参与”变成PPT里的关键词，变成资助方认可的KPI。我住着三室一厅的公寓，阳台种满绿萝和薄荷，冰箱里永远有进口酸奶和鲜榨果汁，手机里存着三百多个教育界同仁的微信，却再没存过一个青石坳的号码。
我几乎没回去过。
不是不想。是怕。
怕看见那条路，怕看见他，怕发现那枚铜扣还在蓝布衫上，而我的心，早已被城市的水泥一层层浇筑，硬得敲不出回响。
直到去年冬天。
工作室接到一笔来自“青石坳乡村振兴基金会”的小额资助，用于开发一套面向留守幼儿的“土地记忆”绘本。我签批文件时，看到项目联系人一栏，写着：陈砚。
电话打过去，是陌生的女声：“您好，陈老师在卫生所给孩子们体检，稍后回电。”
我怔住。
半小时后，电话响了。
还是那个声音，只是更沉，更缓，像山涧流过卵石的水。
“晚晚？”
我喉咙发紧，只“嗯”了一声。
他停顿了几秒，说：“基金会是我和几个老同学弄的。路修好了，学校翻新了，可娃娃们……越来越不认识地里的东西了。他们知道iPad，不知道麦穗怎么抽节；会背唐诗，但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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