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田埂上，指尖捻起一撮土。
那土是褐中泛红的，微潮，带着初春解冻后特有的松软与腥气。我把它凑近鼻尖——没有腐叶的酸，没有化肥的刺，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被阳光晒透又埋进岁月深处的暖香。像小时候阿砚攥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他家后院那片老麦地时，风里卷来的味道。
那是1998年的春天。
我十六岁，刚随母亲从县城搬来青槐村。父亲病退前是县农机站的技术员，病得突然，也去得突然。母亲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最后只剩两口樟木箱、半架旧书、一台嗡嗡响的牡丹牌收音机，和一张泛黄的结婚照。照片上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站在县礼堂门口，笑得拘谨，母亲穿件墨绿旗袍，鬓角别着一朵绢做的栀子花。我们没带地，没带房，只带了一纸户口迁移证，和一个“投亲不靠亲”的沉默念头。
青槐村不认户口本，只认地。谁家的地界插着哪根柳枝，谁家的犁沟深几寸，谁家祖坟朝哪方，谁家闺女嫁到东山坳还是西岭坡——这些，才是活在人嘴里的契约。
我们落脚在村西头废弃的林场看护房。屋顶塌了半边，墙皮剥落如鳞，窗框歪斜，夜里风一吹，木头就呻吟。母亲用旧床单钉成帘子，隔出里外；我翻出父亲留下的工具箱，锯下两截松木，钉成小凳，又用铁丝拧紧窗扇。第三天清晨，我端着搪瓷缸去村口老井打水，看见他。
他正弯腰在井台边淘米。
不是蹲，是弯——脊背弓成一道结实的弧线，肩胛骨在洗得发灰的粗布褂子里微微凸起，像两片未展的青叶。他听见水桶磕碰石沿的声响，直起身，侧过脸。
阳光正斜切过井沿，把他半边脸镀成金铜色，另半边沉在青苔斑驳的阴影里。他眼睛很黑，不亮，却沉，像两口被雨水泡过十年的老井，静得能映出人影，又深得照不见底。
我愣在原地，缸里的水晃出来，湿了鞋面。
他没说话，只把淘好的米倒进竹匾，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痕。然后他端起匾，转身走了。
后来我才知，他叫沈砚，二十二岁，沈家独子，父母三年前先后殁于一场山洪。他守着三亩半薄田、半间塌屋、一头瘸腿的老黄牛，和一本被翻烂的《土壤耕作学》手抄本，在青槐村扎下了根。村里人唤他“哑砚”，不是真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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