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野薄荷，叶子鲜绿欲滴。
我们之间，隔着二十三年的光阴，隔着两场婚姻，隔着七次春节的缺席，隔着无数封未曾寄出的信，隔着我埋在槐树下的那张纸条，也隔着此刻脚下这寸被太阳晒得微烫的土地。
他没走近，我也没起身。
风拂过麦浪，沙沙声如潮水涨落。
“你……回来了。”他说。声音比记忆里低沉，沙哑，像被粗陶罐盛过多年的井水，凉，沉，有回响。
我点点头，喉头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目光落在我蹲着的姿势上，又缓缓移向我脚边那串脚印，停顿两秒，才抬眼，望进我眼里：“我早上来过。看见你站在院门口，没敢叫。”
我这才发觉，自己一直攥着左手手腕——那里，戴着一只银镯，素面无纹，内圈刻着极细的两个字：砚安。是我十九岁生日，他托人从县城捎回来的。银已氧化发暗，字迹却愈发清晰，像一道不肯愈合的旧印。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像久未启封的陶瓮。
他垂眸，看着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村口小卖部老赵说的。他还说……你昨儿个下午，去坟地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的。昨下午，我去了。不是去看周老师的墓——他在县城公墓。我是去了后山坳那片荒坡，那里埋着陈砚的娘。她死于一场高烧，那年陈砚十七，我十四。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枯瘦的手指冰凉，嘴唇翕动，却只发出气音。陈砚跪在床边，额头抵着床沿，肩膀无声地抖。我站在门边，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饼渣簌簌掉在地上，像一场微型的雪。
他娘下葬那天，雨下得极大。棺材抬进山坳时，泥路滑得站不住人。陈砚独自扛着铁锹走在最前，雨水顺着他脖颈流进衣领，他一步一陷，却始终没让棺材沾地。我跟在送葬队伍末尾，浑身湿透，怀里紧紧抱着他娘生前最爱的一束干艾草。艾草吸饱了水，沉甸甸地往下坠，茎秆断裂处渗出苦涩的汁液，染绿了我的手腕。
他娘坟前，没有碑。只有一块青石，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陈李氏之墓”，漆已斑驳，红得黯淡，像凝固的血痂。
昨下午，我蹲在那块青石旁，用带来的小铲子，一点点清理坟头疯长的狗尾巴草和葎草。杂草根系盘错，拉扯着泥土，我手指被草叶割破，渗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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